王永利：“一带一路”——21世纪新型全球化发展创新之路

在统筹考虑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基础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9月和10月在相关地区国际会议上正式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并以中国为主，带动相关国家和地区积极研究和推进，现在已形成广泛共识，产生了日益深刻的影响。 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推动区域乃至全球协同发展的大战略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尽管由中国提出并积极推动，但它并不是仅仅立足中国，只是促进中国发展的国家战略，而是以历史上曾经连接东亚、中亚和南亚，乃至非洲和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为基础，传承和光大“丝绸之路”体现和蕴涵的“对外开放、互通有无、平等交换、睦邻友好、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理念，联合相关国家和地区共同参与，运用新的技术和创新思维，建设更加通畅高效广泛的新丝路，实现区域内的互联互通（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和协同发展，并以此为范本，进一步向全球推广，推动全球实现新的一体化协调发展，因此，它更是一个推动区域内或全球性协同发展的新思维、大战略。不仅对开创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并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稳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发展，探索区域化、全球化发展新模式、新道路具有重大意义。 二、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特别需要全球化发展新思路新战略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使很多人将其与上世纪30年代同样从美国爆发并席卷全球的“大萧条”相提并论，认为是“百年一遇”的大危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主要经济体一度加强联合，形成20国集团峰会机制，采取了力度空前的联合救市行动，有效遏制了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和世界经济的严重衰退。但随着时间的延伸，世界经济深层次的问题不断暴露，不断加码的刺激政策，尽管缓解了眼前的危机，但却并没有出现人们所期待的经济快速反弹，甚至连人们普遍担心的由于大规模刺激政策的实施而导致严重通货膨胀的局面都没有出现，反而出现了越来越普遍和不断加重的通货紧缩局面，危机爆发6年之后，世界经济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此起彼伏、整体低迷（甚至是颓废）”的“新常态”。而在这一过程中，世界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地缘政治冲突明显增强，各国货币竞争性贬值此起彼伏，国际资本的流动更加频繁而不稳定，主要经济体更加注重保护本国利益，全球化进程明显受阻甚至退化。 我们知道，由于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等方面的不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劳动产品也可能存在不同。而剩余劳动的不同以及人们需求的变化，就促成了交换的发展。交换的发展不仅使剩余劳动实现了最大的价值，很好地满足了人们的需要，而且加强了人们之间思想文化和文明成果的交流与分享，推动人类自身和技术的进步，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随着剩余劳动的扩大以及交通通讯的发展，交换的规模和范围也不大扩大，并最终迈向投资贸易、经济金融的全球化发展。全球化有利于促进社会分工和提高效率，加强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形成经济共同体，降低交换和沟通的成本，增强世界和平与发展，因此，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 二次大战之后，两大阵营相互对立、相互隔离的局面严重抑制了全球化的发展，两大阵营的分化和巨大落差也严重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西方阵营在封锁东方阵营的同时，也使自己原材料来源与产成品市场受到束缚，发展的空间受到约束，最终也面临严重的滞胀威胁，并使世界经济增长陷入困境。这种违反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格局必将被冲破。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中间派国家开始倾向西方阵营，推动改革开放，吸引西方阵营的资本和技术流入，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果，推动新的一轮全球化拉开序幕。这又进一步加大了东方阵营的压力和内部矛盾，最终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推行改革开放，特别是人口最大、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非常落后的中国加入改革开放大潮，以其巨大的原材料、劳动力和产成品市场潜力，以及在改革开放方面突出的体制机制优势，吸引大量国际资本和产能涌入，推动经济金融全球化高速发展。这种全球化大潮最终推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世界经济进入“黄金20年”发展时期。 但由于人类逐利本性和信息不充分、不对称的客观存在，全球化高速发展所依托的资本和产能的大规模转移，在推动经济金融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不断聚集着产能和流动性过剩的隐患。新的市场空间越大，吸引的产能和资本转移规模越大，就越可能造成严重的产能和流动性过剩，并最终形成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1929-1933年从美国爆发的“大萧条”和2008年从美国爆发的金融大危机，根本上都是如此。 美洲新大陆的开发，特别是美国的崛起（国家制度和地理环境的优越性是重要原因），吸引大量产能和资本流向美洲，特别是流入美国，在推动美国和欧洲经济金融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不断改变着欧洲的格局，激化着欧洲的矛盾，推动着欧洲的大革命乃至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又推动更多欧洲产能和资本以及全球人力流向美国，美国在满足自身生产和生活需要的同时，又越来越多地转向欧洲殖民地甚至欧洲本土出口产品。但是，一次大战尽管对人员造成严重伤害，但对产能的破坏并不严重，以至于一战过后，欧洲很快恢复生产，这就造成美欧整体上严重的产能过剩（供过于求），而此前大量聚集产能和资本的美国就更加突出，因此，危机从美国率先爆发，进而席卷欧洲及其殖民地国家，形成骇人听闻的“大萧条”。 与美洲开发，特别是美国崛起吸引大量国际资本和产能流入，最终造成严重的产能和流动性过剩并酿成全球经济大萧条一样，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世界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其规模和潜力远远超过当年的美洲和美国，而且交通和通讯的条件也大大改进，因此，也就吸引更大规模的国际资本和产能不断从过剩的国家和地区流入更具潜力的国家和地区，并在国际资本和产能大规模转移的过程中，不断造成大大小小的金融或经济危机，迫使相关国家为应对冲击而进一步扩大货币投放，最终形成全球性产能和流动性的严重过剩，再次引发全球性金融大危机和经济大衰退。 但必须明确，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并不是全球化本身的产物，而是人类追逐更大利益，但又面临信息不充分、不对称的必然结果，是难以完全规避的规律。不能因为出现危机，就否定全球化发展。实际上，目前世界各国资源潜力和发展水平仍然相差巨大，如果不着眼于全球一体化发展，不能从全球范围充分挖掘潜力，捕捉新的增长点，而是仅仅局限于各国国内做文章，仅仅依靠扩张性货币政策（如危机后竞相推动的QE），是很难突破危机阴霾，难以实现较大作为的。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尚未消除，有效需求不足的约束进一步增强，世界经济金融发展面临巨大压力和挑战，就更加需要区域化、全球化协同发展的新思维新战略。在这种情况下，“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和积极推进，富有强烈的时代意义，也展示出中国领导人的大胸怀、大智慧、大气魄，展示出中国开放包容、主动引领、互利共赢的自信成熟和大国风范。 三、“一带一路”战略规划要注重探索全球化发展新模式新道路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继续保持相对较高的发展速度，正是坚持改革开放、积极融入全球化大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结果。中国深刻理解和高度重视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性，坚信只有坚持对外开放，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自觉将中国梦与亚太梦、世界梦融合在一起。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新格局、新形势，中国积极倡导和大力推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加强同沿线国家开展协商合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相关区域互联互通，努力创建一个包容性巨大的沟通、合作和发展平台，针对各国资源潜力和发展差别，不断挖掘新的增长点和驱动力，全力推动改革创新，共同规划发展愿景，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建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任何国家必须顺应世界发展潮流才能取得良好发展成果。经过持续的宣传、倡导和规划、推动，由中国提出并积极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已经在区域内和国际上产生了深刻影响，获得了良好开端，尽管“一带一路”由于涉及面广，国际影响力大，其落地实施的难度和挑战也将非常大，但其符合全球化发展方向，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发展大势不可阻挡，相信其在未来全球化新发展中必将产生深刻影响和丰硕成果。在推动区域性、全球化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中国也必将更加强大，并承担更大责任、发挥更大作用。 这其中，更具深刻意义和战略影响的是，“一带一路”建设有可能形成不同于以往的全球化发展新模式，形成世界经济（贸易、投资、金融）政治新规则、新秩序、新格局。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逐渐形成了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金融组织、规则和秩序，包括“世界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随着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推动改革开放并融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金融体系，特别是在美国成为全球绝对霸主之后，资本的影响力明显增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作用被削弱，全世界的贫富差距快速拉大，经济金融危机和社会矛盾不断加重，地缘政治矛盾甚至局部战争不断爆发，世界经济与人类社会的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将是主要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区域性合作安排，更加强调平等、合作、发展、共赢，这一规划的推动落实，不仅要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更要注重形成新的区域化、全球化发展模式、新格局，以及新的区域化合作新机制、新规则、新秩序，推动世界经济、金融体系改革，探索新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这需要更多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也需要中国担负更大的使命和责任。 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既要积极，又要稳妥 “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重大决策，具有极其深刻而长远的意义，必须积极推进落实。但“一带一路”又是一项涉及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相差巨大，世界大国竞争激烈，影响因素非常复杂的宏大系统工程，光有激情不讲科学是不行的，必须积极而又稳妥地加以推进。 一是必须加强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要放眼“一带一路”整个区域统筹布局，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沟通和发展规划的衔接，远近结合、突出重点，统筹考虑需要与可能，综合平衡各种收益（政治的、经济的；长远的、眼前的等等）与各种风险（政治的、法律的、文化传统的、民族宗教等、资源环境的、投入产出的等等），强调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合作，形成共同遵守的国际规则和监督落实、协调改进、危机处理的体制机制，共同推动战略实施和加强风险防范。 二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要更多地加强整体规划和宣传，但要尽可能地减少直接参与项目建设和管理，而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和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上，要防止国内出现“大跃进化”、“运动式”的局面，以及内热外冷的局面。在全球性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矿产资源开发等，要强调有效需求，不能盲目扩张，以防形成新的过剩和造成重大损失。在向海外转移产能的同时，要加快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 三是要创新投融资渠道和方式，加强资金支持和保障。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入中高速发展的新常态，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也可能进入个位数新阶段，国内财政收支的压力明显加大，要完全依靠国内资金，特别是“国家外汇储备”来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是不现实的，应尽可能吸引沿线国家当地资本或者国际资本加入。要充分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组织的作用，广泛筹集和有效利用国际资本与社会资本。要积极推动人民币的使用，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这其中还需要特别强调，中国不能过度聚焦和随意动用“国家外汇储备”。尽管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家外汇储备”，但2014年下半年以来已经出现明显的下降态势，特别是所谓的“国家外汇储备”，是中央银行投放人民币换取的外汇，实际上是一种货币储备物（如同黄金储备一样），主要应该用以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更多地需要保证外汇储备的完整性和流动性。这不同于一些国家，由国家财政部门购买的外汇才是“国家外汇储备”，才能由政府安排使用（政府不能随意支配央行外汇储备）。因此，我国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能否叫做“国家外汇储备”、央行外汇储备如何安排使用、是否需要由财政购买外汇后政府才能动用、中国能够动用多少外汇储备用于长期股权或债权投资等，还需要认真斟酌、慎重把握。 四是要配合“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但同时也要对人民币所有权大量流出境外，以及中国由净资本投入国转变成为净资本投出国可能对我国的货币管理、外汇管理、外债管理，以及对中国GDP（而非GNP）增长、国家财政收入和综合国力的影响等，需要认真研究，及时调整和完善相关的法规和制度。 总之，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化发展遇到阻力，原有的国际格局、国际规则、国际秩序暴露出很多问题的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要基于推动全世界共同发展的宏伟目标，勇于探索全球化发展的新模式、新道路，规划好、落实好“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并在配套的亚投行、丝路基金、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大胆创新，用新的模式和规则赢得各国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推动现有的贸易规则、货币体系、金融秩序、国际组织等加快改革（而不是简单地模仿和被动加入现有的体系和规则），在推动全人类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中国民族繁荣富强伟大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