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东、梁婧: 发展韧性决定我国经济持续向好
从内部发展看，我国经济发展保持了较强的稳定性。近些年虽然我国经济增速较过去有所放缓，但仍高于全球大多数经济体。2019年第一季度中国GDP增速为6.4%，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6.8%，比GDP增速高0.4个百分点。就业形势稳定，失业率较低，2013年以来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均在1300万人以上，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左右。通货膨胀处在合意区间，2013年以来CPI总体处于在1%～3%。国际收支趋向平衡，经常项目差额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10%的高点降至2018年的0.39%。对外依赖度有所降低，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35%的高点降到2018年的18.2%。政府财政收支总体平衡，赤字率低于3%的国际安全线标准。
近些年我国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大攻坚战初见成效。综合来看，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健状况不仅在全球处于领先水平，也达到历史较好状态。
区域协调发展不断推进，形成拉动经济的新增长极。我国区域广阔，不同地区经济结构差异和经济发展差距较大。推动区域平衡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不同地区不同发展层次形成了区域优势互补的条件，创造了经济梯度发展格局，不断形成新的区域增长极，从而拉动经济可持续增长。我国也一直重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过去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到现在的“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都是促进区域平衡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的重要措施。在这些发展规划实施和推进下，不同区域良性互动，发展协调性增强。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具有人才和科研优势，目前转型升级、开放创新走在前列。中西部地区具有资源丰富、成本较低等优势，其后发优势继续发挥，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设备制造业已经出现了从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的趋势。未来从区域发展不平衡走向区域平衡发展，特别是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加快发展，将有利于稳定进而提高我国总体的经济增长率。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同步推进，城乡一体化加快发展。城乡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板，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持续推动力。改革开放之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改革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廉价”的农业品和农村劳动力为工业化和城市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需要推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当前缩小城乡差距、解决三农问题既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也能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巨大的需求市场。我国也一直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近年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持续快于城镇居民，2019年第一季度农村居民收入增长6.9%，增速比城镇居民收入快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收入的较快提升将有助于扩大消费，同时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也有利于促进投资增长。
巨大的市场规模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与行稳致远的重要条件。我国人口规模全球第一，这意味着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特别是随着近几十年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的较快增长，我国中等收入人群数量不断扩大。瑞信研究院2017年度《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世界11亿中等收入人群中，中国所占比例由2000年的12.6%迅速升至2017年的35%，预计2022年中国所占比例将升至40%。较大的市场规模不仅是促进生产和消费的重要基础，还能够为新技术的应用提供足够大的市场，有助于推动研发创新的产业化生产。
科技创新水平明显提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断推进。提升创新能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迈向高质量发展是经济规律使然，也是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下的必然选择。未来我国经济将从要素驱动型经济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变，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不断迈进。近年来我国研发投入不断加大，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持续提升到2018年的2.18%。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报告数据，2018年中国国际专利申请数量为5.3万个，排名全球第二，其中华为专利数量位居全球第一。同时伴随新需求和创新发展，我国新兴产业较快发展，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增速持续快于工业整体增速，2018年分别为8.9%、11.7%，比工业增速分别快2.7个、5.5个百分点。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相关的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5.7%，较2016年上升0.4个百分点。未来我国将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同步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加快成长，这将为经济创造新的增长空间。
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协调发展，在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断完善，我国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发挥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各自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公有经济是我国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其在避免经济出现大的波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非公有经济是经济持续发展的活力之源。更好地促进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协调发展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断得到完善，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逐渐得到强化。近年来政府积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不断改善营商环境，围绕深化简政放权、减税降费、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务服务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这将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经济内生增长动力。
我国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不断提高，政策工具多、空间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化、法治化的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形成，现代化的宏观经济政策运用也日趋合理、成熟，这能为我国经济的稳定和抵御外部冲击能力的提高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我国政策空间也比较大。政府债务规模处于可控范围内，中央政府债务率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地方政府举债行为逐步规范化、透明化。我国外债比例低，外汇储备规模居世界第一，这是应对外部冲击的重要资源，也是我国当前阶段推进对外开放过程中稳定汇率和预期的重要工具。
第二，加强研发和教育投入，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地位。面对内外部条件的变化，我国应积极转变发展模式，从更高水平上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加快研发、设计等高级生产要素的沉淀，培育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延伸的国际竞争新优势，带动我国经济向中高端水平迈进。一方面，要加大研发投入。近些年我国科技和创新水平较过去有了明显提高，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未根本改变，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未来需要进一步出台鼓励研发创新等税收政策，扩大实施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政策。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结构转变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持续推进，需要关注劳动力供给与岗位需求的匹配。特别是一些传统行业的技术改造、新兴产业和高技术行业的发展，需要相应的熟练工、高技能人才与之匹配。要加强劳动力培训，重视职业教育的投入和教育质量的提升。
第三，开拓多元化市场，推动高水平的双向开放。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40年快速发展积累的重要经验。未来要积极稳定对外关系，持续推动双向开放。一是推动提升双向开放的质量和水平。推动从“大进大出”向“优进优出”转变，促进出口市场多元化，同时增强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在提高引进来质量和水平的同时，支持企业积极稳妥走出去。二是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外商投资环境。三是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推动对外经贸合作。积极推动我国对外双边或多边关税协定的签订或进一步升级，“聚少成多”，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促进“一带一路”建设与现有体制互为助力、相互补充。积极推广中法、中日等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经验，促进发达国家、中国以及沿线国家三方的优势互补，开辟共建“一带一路”的新模式。
第四，提高政府管治能力，实现国内市场与全球市场更加有效联动。国际经贸规则面临重构的压力，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对国际规则调整提出了新需求。新的复杂环境对政府管治水平提出了新要求。我国要把握自身发展节奏，审慎有序推进各项改革，积极推动商品和要素市场向更加注重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我国需要深入研究在新的环境下参与全球分工和全球贸易投资的方式和条件，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互动更加和谐，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市场稳定的多元目标，同时也为参与全球规则制定夯实基础，明确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