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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卫东: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

时间:2019年05月15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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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提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一,传统金融业存在很多面临新的问题。传统的金融集中服务于传统的产业,采用传统的方式、依靠传统的渠道、传统的产品,所以在面对新技术发展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重大的挑战,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讲也面临生存的压力。第二,在中国金融业深度和广度发展的过程中,都面临着信用不足的制约。在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产品的创新、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过程中,这个制约更显突出。其实中小企业融资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有很多复杂的因素造成,信用体系发展不完善,毫无疑问是一个很重要的制约环节。

近些年来我国的新金融发展很快,新金融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如跑路问题、违约问题、非法集资问题等等,其实都跟金融主体的信用有关,可能是供给方也可能是需求方信用不足。在这种环境下,如果我们的监管体系、监管规则跟不上来的话,一定会导致风险的出现。这是这些年金融乱象的重要原因。

第三,近些年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规模增长很快。中国金融市场以银行业为主导,这个局面今天依然存在。各类机构比较注重规模扩张,大机构在国际上的排名不断往前靠,中国大银行在全球的分量不断提升。中小银行在中国银行业市场占比也是不断提升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无论是大机构、中机构、小机构,都是在注重规模扩张的。规模扩张同时,不同机构的特色不鲜明,同质化发展非常明显,在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是我国金融供给能力的局限性所在。大家太注重规模发展,没有强调自己的特色,没有把自己的优势充分地发挥出来,所以导致了供给性不足的局面。

第四,金融机构的数量增长很快,但是扩张的无序性,发展不规范,治理不完善。从金融机构这个层面来讲,我国金融业发展应该更加重视机构种类发展和质量的提升。在很多国家金融发展过程中,金融机构数量过度扩展,可能是金融市场风险的重要来源,或者是机构的过度竞争,有可能会导致金融风险的出现。

第五,从宏观效率来看,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太快,金融资产资产规模持续扩张,速度远远高于GDP的速度。简单分析,边际资本产出比例是不断上升的,其结果是,我国宏观杠杆率不断走高,杠杆率过高肯定会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健性。

因为有这些问题的存在,所以中央提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一个命题,非常重要,非常必要。我们认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两方面:一,要服务于经济高质量的发展;二,在此过程中要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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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怎样的金融
金融怎么样支持高质量的发展:第一,解决微观效益与宏观效率的问题,要提高各类金融机构的管理水平和效率,这是中国金融走向稳健、强大的内核。在此过程中当然要提高对整个宏观经济的更高效的支持能力,所以微观效益和宏观的效率都应该能够统一起来。

第二,提高风险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从理论分析,在完善的市场条件下,有需求就能够创造供给。现在我们说社会上有很多的需求,但没有供给,可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找不到支持供给的定价水平。目前对一些主体金融供给的缺失可能就是因为金融市场风险的识别、风险的定价、风险的管理能力不足,所以才导致金融供给的短缺。如果能够提高金融机构、金融体系的风险定价能力、产品设计能力,则金融供给的很多短板就能够相应解决。

第三,提高竞争力和影响力。随着我国金融市场不断开放,我国金融业要面向竞争更加激烈的国内市场,也要面向更加复杂的国际市场。而我国金融机构在一些高端的产品、复杂的产品提供方面和国际同业相比,差距还是非常大的。现在外资银行业在我国银行业市场资产占比为1.29%,很多人认为这个比例太低。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在一些外资银行看重的市场,比如在上海,外资机构主要业务的市场份额能超过10%。在一些高端的理财产品、复杂产品、跨境业务服务方面,外资机构的占有率是非常高的。我国金融机构与国际先进同业之间差距还比较大。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我国金融机构会加大走出去力度,但我们的管理能力、人才积累、经验是不是足以能够支撑我国金融机构大规模走出去?现在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同时,“一带一路”建设也不能仅仅靠我国的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需要我国金融机构能够联合国际的金融机构、动员全球的金融资本,才能更好地推进项目的实施。没有我国金融机构自身的实力、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提升,不可能达到在全球进行金融资源动员的能力。

具体来看,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第一,要实现金融与实体的良性循环,避免“脱实向虚”。我国近几年的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不断提高的,最高达到7.8%,跟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像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比,都是属于很高的水平。这里面有多少是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必须的、有多少是因为“脱实向虚”导致的一些金融链条过度延伸造成的金融增加值的增加,值得深入研究。如银行同业业务、理财业务、民间借贷等市场的发展,就有“脱实向虚”的问题存在。未来应该考虑加强产融结合的有效监管,要提升金融服务业的效率,同时要重视全覆盖的金融业务的监管,尽量减少监管套利风险。

第二,在金融匹配度方面,贷款投放在企业、个人、政府之间配置,在大、中、小企业之间的配置,需要协调发展;我国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协调发展还不够,一方面我国宏观杠杆率不断上升,另一方面金融对新经济的发展支持不够,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科创型企业支持不够,与此有很大关系。

第三,提高应对高水平开放的金融服务能力。从服务企业走出去来看,我们现在的企业走出去,投资远远超过我国金融机构的辐射范围,我国企业与近200个国家和地区有投资经贸关系,但我国金融机构大概只覆盖到60多个国家和地区。

外资机构在银行业中资产占比为1.29%,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外资占比大概是2%多一点点,很多人因此认为,中国市场开放是不足的。简单地从宏观数据上与发达国家来比较,是不科学的。基于我国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和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所需,我们要正确地评估,我国高质量的发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开放水平,这样才能够更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未来的健康持续发展。

第四,近些年来我国监管水平不断提升,并不断与国际接轨。国际监管规则调整越来越复杂。我用了两个案例,一个是TLAC,TLAC规则的落实会对我国未来银行业的资本要求非常高,我国资本补充的缺口非常大。另外就是最近新的国际会计准则的调整,也会对我国银行业成本大幅度提升。

巴塞尔规则的推进,在不同的国家很难区分一些市场真实的风险状况、真实的资本需求。监管规则的完善是影响未来我国金融供给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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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之路
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考虑怎么样建立我们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之路。有几个方面的关系要考虑。第一,从金融总量来看,当然毫无疑问还是应该以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为使命。不管谈到改革、谈到开放,还是说要鼓励金融机构发展新的产品,创新服务方式,都要服从这样一个原则,怎么样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个原则说起来比较容易,但是真正地把它作为一种理念,能够坚守下来的国家不是太多。尤其是金融从业人员,让华尔街的人来谈这个问题,恐怕更不可能,他们总是以赚钱为最重要的使命。如何真正紧紧围绕着服务实体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使命,能够真正把它落在实处,在政策制定、在具体经营行为中充分地体现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二,在金融结构方面。在我国现有环境下,在我国特色体制中,延伸出来的金融结构体系,包括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结构,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结构,包括大型机构、中型机构、小型机构的结构,都应服从于稳定和效率的需要,要考虑到中国的法律、信用环境。要考虑到我国七十年建国史、四十年改革发展史,其实只有三十年商业银行发展史、三十年资本市场发展史,由此衍生出的相互影响、契约合作、信用合作关系的合理性及需要克服的问题。

第三,监管方面怎样跟进。金融市场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监管体系的发展和变革,监管的基本使命要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监管对对新技术采取什么样的包容和监管态度同样重要。如果没有包容性的话,金融体系有可能被新技术颠覆,可能会被时代所抛弃,再一次落后于世界的潮流之外。而如果过度宽容的话,有可能会导致金融乱象、金融风险,这是近几年来我们已经看到的一些教训。

从开放来看,我国市场越来越开放,也有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走出去,所以我们面临的监管的环境、监管的条件越来越复杂。监管政策不相应调整,则不利于市场的稳定。同时,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我国金融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逐步提升,在国际监管规则方面也应该有我国的话语权,要体现出中国特色。甚至于根据我国对外开放发展需要,也能够参与制定一些新的规则,以便更有利于未来的全球一体化体系的发展。

有三个很重要的金融理论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

第一,宏观杠杆率,到底是什么样的宏观杠杆率是合适的,在不同的国家,在一个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是有不同答案的。

第二,直接融资、间接融资体系在治理和融资效率方面,它们的融合方面,会对每个国家的金融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在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

第三,确定有效的市场结构,市场的有效竞争和市场稳定一个前置条件就是要有很稳健的市场结构,这个问题同样需要有我国特色的深入研究。

这几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中国更没有成熟的理论框架,但是它们对研究现在以及未来中国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结构、功能的进化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我国要创立符合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之路的话,也需要很好地解决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思考,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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