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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剑平：人民币国际化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未来

时间:2019年12月25日　作者：　

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人民币国际化已经提到很重要的日程上。前段时间华为遭到美国政府在支付方面进行限制，这是很重要的信号，标志着从贸易方面限制中国转向汇率操纵到账户支付的战线已经打开了。如果我们没有做好思想准备的话，将来就会处处被动。做“备胎”是很重要的，而“备胎”更重要的是在各个方面要提早长期有计划的进行。没有准备“备胎”的话，就像华为如果没有芯片的“备胎”，将来就会比较被动。上海是金融要素的重要市场，CIPS系统在上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上海，中债登在上海，中国票据市场在上海，中国证券市场都在上海，上海将是全国做金融做“备胎工程”最主要的战场。

解题：人民币国际化为何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高度相关？

国际金融中心是金融要素汇聚的地方，汇聚就有合力，这个“中心”不是任何地方可以取代的。去建立一个金融中心要不是一天两天能建立起来的，必须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内生性和外部性叠加）。

国际金融中心必须能够制订（价格和制度）标准和拥有核心竞争力的人民币产品。它必须有一个计价中心，许多指数、价格要是这里发出，指数、价格如果不是从这里发出的，凭空建立一个中心是无法实现的。例如，如果浙江省也成立一个金融中心，虽然离上海距离近，但让上海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搬过去的可能性较小。因为上证指数等都是从上海发布的，要轻易转过去是不可能的，这个中心要有历史的底蕴和业绩，得到大家认可了才能发展起来。联想到近日香港动乱，香港可能有一部分离岸业务转移到上海来，但是离岸中心的地位一般不会轻易转移，因为它有历史底蕴和延续性，我们一定要尊重金融中心的内生性和外部性。

为什么要建设金融中心？金融中心是国家的心脏，血液从中心打出去的，要从中心回流的。没有货币资本的循环，一个国家处处被动。一个金融中心必须要有不断地创新，必须要有业绩。上海不断地创造金融各方面的衍生品，尤其是人民币产品，创造自己货币的创新产品，同时要有指数的发布，要有价格的制定权。

上海自贸区最近又提出“离岸”。过去一直讲跨境，两次中国进口博览会以后，习近平到上海谈了“离岸”，这是一重大突破，重要的是所有金融产品可以大胆地去创造。自贸区账户是金融开放的出发点并且也是监管的落脚点，人民币账户涉及到三类主要账户， FTA、OSA和NRA，现在的问题在于通过离岸市场把他们统一起来。

人民币账户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抓手。人民币账户是人民币跨境交易的窗口，也是监管部门进行监管的最重要渠道。便利、安全、低成本的人民币账户可进一步服务于人民币国际化。进博会是人民币账户的重要契机，作为迄今为止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博会，按照依地定价（ Local Currency Pricing ）原则，可以推荐参展企业多开立人民币账户。进口博览会中国让出了市场，同时在这个市场上进口产品需要支付，支付必须要用当地的货币支付。一些卖家提出只要美元，但在中国客户支付人民币，卖家必须要在中国开设账户，然后把人民币兑换成美元是卖家的选择，但是在中国开账户是不得不做的事情。进博会是推广人民币最大的机会，任何企业必须在中国开账户，开账户本身就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图1：上海人民币国际化的思考

所有东南亚国家向中国出口商品，中国作为一个消费国家，让出市场和就业是为了获得相应的回报，即卖家必须在中国开账户。在账户上的人民币所有权是中国人的使用权，并且是最好利用外资的一种形式。第二次进口博览会提出离岸转手买卖的需求，例如A国向C国办理离岸结算中心的角色，可以不完全由我们消费，而是转手卖出卖到其他地方去，但是结算一定要在上海，就像目前新加坡扮演的角色。

从理论上研究，有三类资产负债型与货币定价模式的匹配，资产型匹配PCP生产者货币定价，全球价值链型匹配VCP捆绑商品货币定价，负债型匹配LCP消费地货币定价。上海的进口博览会扮演的是LCP，突出人民币定价。在上海还可以通过上海原油期货推出人民币计价。三种计价方式可以同时进行，每一种计价方式的约束条件、三个同时推进的约束条件值得进一步研究。

有人指出，中国有很多时候难以控制中国的原油期货价格。我们作为最大的消费国，定价权还是受到其他国家价格的影响，并不一定能够获得盈利。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现有的八个交易平台都将致力于打造亚洲最具影响力的现货离岸交易中心和人民币定价中心。上海旁边的浙江舟山就是石油大宗商品聚集的地方，长江三角洲经济带再加浙江、江苏、安徽合在一起，完全可以形成巨大的规模。上海要做到与国际衔接，则人民币产品、人民币计价要做到与国际无时间差的衔接，现在已经实现24小时无时间差、无币种差，同时做到跟国际规则统一。

表格 1：在岸与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流动性和衍生品比较

上表格对离岸人民币市场、在岸人民币市场进行的一系列比较。可以发现，唯一的问题是在三种交易市场、四大类衍生品当中我们缺少期货。第一类衍生品是远期，远期是一个零售市场，各种各样的不管是大小金融机构都可以做，并且是没有规则。第二类是互换，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原来的起点就是互换，出口商赚的外汇，进口商可以借用，然后赚了钱再还给出口商。第三类是期权，也是金融衍生品最多的是期权，是抵冲外汇风险最好的方式。期权有三大类定价方式，看涨、看跌、抵冲的方式。唯独期货产品还姗姗来迟，由于各个市场都想推期货，财政部和央行对于由哪个市场推出期货还没有统一的口径。境内还没有正式推出。人民币的标准价格是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推出的，但没有推出相应的期货产品，我们的产品跟国外还有一定的差距的。四大类产品中还没有做到的应该尽快推出。财政部和央行之间由谁负责人民币期货，应当按照专业化的精神去落实，让专业人去做专业事。

上海汇聚了中国金融诸多要素市场：资本（股市和债市）、货币、外汇、贵金属、期货、票据等等。各种市场之间要“交融”为全球客户人民币产品“量体裁衣”。否则没有竞争力。人民币衍生品的出发点从债券市场产品开始。从主权债券如财政部发行的国债入手会更容易一些，而伦敦和香港等离岸金融中心可以作为向海外人民币持有者推广中国国债的起点。FT账户“铺路”全球性人民币交易市场：朝本外币一体化的方向努力。推动人民币被纳入跨国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以及资产组合当中。上海推出更多人民币产品和定价中心建立迫在眉睫。

人民币国际化与国家安全

现在人民币国际化越来越紧迫，因为出现被海外冻结账户的可能，并且已经在风险的边缘。我提出三个方面的应对措施：首先，开账户，让非居民多开账户；第二，CIPS系统要完成好两个功能，不仅仅是支付而且是信息传递的功能；第三，通过“一带一路”央行数字货币来推进。

目前评级公司在中国已经开启了合作意向书，我们尽可能与国际接轨。2018年6月穆迪和标普相继获准进入中国成立独资的穆迪（中国）评级公司和标普（中国）公司。至此包括美国这两家评级公司在内的全球三大评级公司全部在北京设立了独资公司。2019年1月，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与中国跨境清算公司(CIPS运营机构)签署了合作意向书，深化中美两国在跨境支付业务发展领域的合作。3月6日，美国最大信用卡公司万事达中国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不久就与网联科技合资成立万事网联合资公司，加强信用卡合作与支付结算。把评级公司引进的目的是接受国际上大家公认的模式，然后去取代它。我们要先接受再要比它更便利，这样才是取代更好的方法。

防止美国冻结中国的美元账户，中国需要打造外汇储备多元化新格局，增加欧元、日元、英镑、SDR等货币的比重，并通过高质量的海外投资分散风险。学习和加入德国、法国、英国为了避开美国制裁而创建的“支持贸易往来工具”(INSTEX)来与伊朗商贸结算。INSTEX系统以欧元结算，是欧盟成员国建立的一个法律实体，用以合法地与伊朗进行金融交易。但实质上还是属于“易货交易”机制。

中国未来的CIPS建设需要兼具信息传输和资金清算两种功能，学习欧盟用法律来避开SWIFT的潜在威胁。既要做到跟国际接轨，又要通过金融科技做到更加便利。

国际金融中心应以企业为本

虽然不能成为“避税天堂”，但也要采取变相补救措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虽然税收、成本和房价等都有所下降，但还是难以吸引金融机构，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原因在于真正的成本没有降低。真正的成本主要是监管成本。国际金融中心应以企业为本，企业的成本包括各种各样，虽然不能成为避税天堂，但离岸不是靠免税，一家跨国企业到上海落地，上海给予免税，其母国依旧可以补征。

创造良好的营商条件，节约企业的时间成本也是很重要的。程序的成本要减下来，主要是监管成本。特别是企业，需要合规部门专门去应对检查，过于频繁的检查的话企业的成本增加了，要准备很多的问题，所以要把合规部门的成本降下来。可以利用大数据和精准监管，降低企业应对监管的成本。

开展离岸业务，通过存款准备金和市场化利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不是靠税收、房价减免来吸引企业，而是让企业成本真正降低。企业选择到一个地方来，关键是这个地方要有聚集效应并且有较低的成本。

习近平到上海来提出离岸，离岸这两个字怎样深度理解？从跨境转向离岸，现在离岸业务全球情况是怎么样？前段时间日本也在做离岸市场，但是过去日本裙带关系较为严重，外国企业看到复杂的裙带关系不愿意进入该市场。现在日本正在反省这件事情，第二次推出离岸金融，正在做离岸金融的计划。

做好离岸金融，我们需要：第一，推行利率市场化；第二，金融机构没有存款准备金要求，是否可以容忍影子银行出现，我们不能对影子银行斩尽杀绝，银行不能做的事情需要专门设计一个机构去做，这个机构存在必有它存在的理由；第三，免税问题，上海一直提出要给相应的税收优惠。

离岸市场的利率是最优惠的，逼着银行缩小存贷款的利差。这里出现一个问题，即过去日本的离岸市场为什么被消亡，当时日元离岸市场占交易70%，到最后消亡了并变成了美元市场。其原因在于美元的融资成本太低了。日元假设是零利率，融资成本已经很低了。相较之下美国利率高于日本，但是从进出口商的角度去看，进出口商最好用一种货币，日本进口商进口原材料用美元，出口到美国市场用美元，进出口用统一一种货币没有外汇风险。没有外汇风险，本身就是一种对货币成本的降低。

中国的利率不仅比日本高很多，还高于美元的利率，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借钱第一不是借人民币。人民币利率高，美元利率低，并且这种趋势在目前状态下是改变不了的，还要考虑美元的便利性、跨境的便利性，便利性也是一个成本。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是否会成为第二个日本？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后，因为执行者是企业，企业考虑的是成本，包括交易成本、外汇风险成本、融资成本，多重成本去考虑。企业从利益最大化考虑肯定会选择美元。尤其是推出离岸业务以后，人民币国际化将来会不会成为日元国际化的第二个翻版值得思考。

这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新西兰的离岸金融服务模式。新西兰目前正在做影子银行业务。在新西兰的离岸金融中心可以提供商业和私人银行服务，对全球客户群几乎没有限制。新西兰公司可以提供与任何获得完全许可的银行相同的服务，但是实体名称中不能使用“银行”一词，通常使用“信用联盟”和/或“储蓄与贷款”之类的替代名称。根据所需的操作模式，可能还会有其他许可，批准和归档要求。金融机构开展所有跟金融相关的业务，都要按照规章制度来，银保监会的制度禁止的就不能做。然而影子银行自称不是金融机构，是否允许非金融机构做金融机构的业务将是提出离岸以后面临的最大挑战。

上海并不占据太多优势，第一，高税的问题，包括税率和税制的问题，业界认为境内的税相对来说还是很高，个别现有的离岸金融中心的税制规定出了离岸中心的业务不纳税，上海对照香港的税率还是高；第二，政策稳定性问题，是放松相应的金融监管和海关监管，要强调的是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方面；第三，账户跨“二线”问题，从账户监管的角度出发，业界认为账户监管其实只是一个载体，然后最核心的还是希望在离岸贸易可以取消结售汇的管制，然后就是实现一个本外币一体化，然后这个的话是需要就是外汇管理层面的进行一个突破。

监管有功能性监管、行为监管。第一，功能监管，专业人做专业事；第二，强调牌照及时到位，一出现新的金融现象牌照要马上跟上；第三，上海自贸区需要做一个监管沙盘。我提出OSA、NRA、FTA三个账户，三个账户能否采取管道式开放的模式。账户有注册资本金，每个账户的开立必须有注册资本金，不同的账户要有不同的融资额度，这样就大大便利了三个账户的平衡，同时使得金融风险不会“出格”。我们现在都是管道式开放，也可以考虑账户上的开放呢，将OSA、NRA、FTA三个账户合并到FTA上去，使FTA更上一层楼。将三个账户统一起来以后，中国的风险就容易控制了。根据每个账户的融资额度，给金融企业更大的空间。三个账户统一指挥，监管主要是对FTA的监管，FTA的监管从注册资本金来监管，把注册资本金范围再扩大。所以金融开放、金融创新的关键，最开放的账户是离岸账户，最严格的监管是冻结账户。一切从账户开始，人民币国际化也从多开账户开始。我们从2014年就开始设立自贸区账户，但是现在规模还很有限的原因是监管程序过多。

自贸区账户由中国人民银行设计并于2014年推出。从本质上讲，自由贸易账户包括本外币一体化的账户管理模式、非居民账户准入前国民待遇管理、跨境资金管理模式等。而跨境资金管理模式的创新为其最大的亮点。然而自贸区账户的“短板”阻碍了其推广。

首先，上海自贸区账户在其他自贸区推广会在某种程度上剥夺某些行业部门的权力“空间”。依托自贸区账户管理系统，采用风险转换因子等现代管理手段，对风险进行24小时逐笔实时监测，确保金融安全。融资主体的境外融资规模为其各项境外融资余额与期限风险转换因子、币种风险转换因子、类别风险转换因子的乘积之和。而各个因子的参数是根据企业的属性进行设定。另一方面，相较于其他自贸区的总额限制，上海自贸区账户是分账核算规则。这涉及各种各样账户切换的技术问题。自贸区账户本来是一个很便利的账户，但由于临时性的政策文件太多变成一个不便利的账户，坚守账户的便利性应该放在首位。临时性的文件太多，企业很难接受。在账户上允许有一定的灵活性，例如，人民币升值了把头寸放多一点，把头寸的空间放给企业。

其次，自由贸易分账核算系统代表着一体化账户管理模式，即通过开立一个主账户、下设不同币种和不同业务类别子账户的形式，成功地将现有管理模式下呈碎片式的基本户/一般户、资本金账户、外债账户等十余类账户的功能整合统一。限额管理也是分账核算业务的一大特色。通过对分账核算和限额管理将会有效地遏制投机空间。然而，其他自贸区要显示自己当地特色，拖延使用。

第三，目前在上海的各大中外资银行为了导入自由贸易账户体系所发生的系统改造成本、维护成本都比较昂贵。而在实务业务操作中，由于多一个账户和相关的合规的要求，所涉及操作流程的变革也较大。另一方面，现阶段自由贸易账户特有的业务种类仍然较少，许多业务可以由现有的非自由贸易账户体系替代。执行起来出现40多个报文，其中自动执行太少，手工干预太多，为此投入人工就多，成本就大。

“金改3.0版”设立的人民币（外汇）的系数是鼓励企业海外融资尽可能使用人民币。同时在总量上控制在企业实收资本（或者股本）和资本公积的倍数。这在技术层面上有利于监管和企业操作。但毕竟还是规划层面上的，具体落实情况有待于观测。至今自贸区账户总量不大的原因，主要还是人民币流动性的“短板”，也就是全球结算系统SWIFT中不如美元更方便，企业还是摆脱不了依赖美元。当跨境人民币业务随着中国对外贸易额下滑时候，总量还会不断减少。

图 2：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综合监管体制推进图

以上是上海自贸区监管框架，从国家层到监管层到企业层。从最上面一层来说，我们既是要求综合性监管又要强调专业人做专业事。第二层强调科技金融的重要性，预警机制全靠金融科技来做。第二层要减少企业应对监管的成本，完全是靠利用大数据。自贸区不是为了增加对企业的监管，而是让企业有更大的空间自由化，减少对企业的监管。通过大数据，针对性很强的监管。自贸区账户更重要的是提出了负面清单，本身是减少企业应对监管的成本。

人民币国际化的扬长避短——用支付便利化的提升来抵补其诸多“短板”

引进穆迪和标普的目的是有助于我们熟悉国际惯例，了解美元是怎样取代英镑的。首先美元先保持跟英镑的固定比率100年，然后形成一个美元和英镑的对应关系，这种关系在人们思维中就形成一个概念，即美元和英镑替换起来很方便。人民币未来要想部分替换美元下来，科技金融和金融科技需要同时发力，这其中最有可能的突破口就是便利性。目前人民币国际化还存在几大“短板”：

首先，资本项目还没有达到“充分”可自由兑换（境内外房地产差价制约）。中国现在都有限制货币出境额度。台湾地区的额度就没这么大的限制，其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前提是台湾的房地产价格跟纽约、伦敦的房地产差距不是很大，中国北上广的房价与境外的差距就太大了。所以这个差价就限制了中国资本项目充分地可自由兑换，目前能解决比较困难，这是我们的约束。我们必须控制房地产价格不要再继续往前冲。

第二，融资成本一直远远高于美元的成本，开放后容易出现融资“美元化”。所有国际货币国家的利率都在较低水平，欧元是负利率，日本是零利率，美元的利率不到2%。企业在开放以后借钱肯定是欧元、美元、日元，开放以后中国融资成本较高，因为中国利率永远高于欧元、日本、美元。中心货币国家的利率一直很低，因为一旦对外利率提高，全世界的钱都会流向这个国家。美联储稍稍把美元利率一提全世界的货币都往美元涌。但是人民币做不到，利率一直高于其他国家。

第三，“政策因素”太多，影响市场机制的正常发挥。政策因素需要有一个约束，通过法律定下来的制度就不要再改了，也要有一个约束。

第四，主要人民币期货衍生品尚未推出，标准制订缺失。人民币必须有一个期货产品推出。

支付和账户便利能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支付最大的突破口是支付便利，必须要跟国际并轨，大家熟悉的规则必须遵守、学会，不要再去创造一个世界语言了，这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要跟SWIFT系统学习，跟它保留一定规章制度的衔接，然后通过账户便利化、支付便利化来替代它。

我曾专门调查了上海一些金融机构，调研主题为人民币跨境支付，调研对象为银行跨境部、海关等与人民币跨境业务相关的工作人员，调研对象所在地以上海为主（67.5%），海内外均有涉及，收到有效问卷41份。问题涉及对人民币定价支付主要是定价透明度，与全球其他支付系统的衔接（标准化）等，问卷结果如下：

1、根据问卷调查结果，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均认为人民币跨境支付在各方面有所发展，但仍有不足，尤其是在定价透明度、与全球其它支付系统的交互等方面的工作仍有待加强，但在跨境支付使用成本、完成支付过程需等待时间方面已经有了长足进步。

2、从调研情况来看，目前跨境人民币支付场景主要集中在B2B业务中，主要用于电子商务的远程支付也有一定的比重，但个人业务占比很小。

3、目前持有人民币的最大风险，主要集中在三方面：1.相关衍生品种类无法匹配导致难以实现风险对冲；2.中国外汇管理政策不确定性较高；3.人民币币值波动较大，而对于跨境账户上的手续费已经不是最主要成本。

4、从个人角度来看，银联、Visa卡以及支付宝是调研对象最主要的外汇汇款渠道，传统的方式还是占最大比重。

5、外汇衍生品本身存在创新不足、产品单一、限制较多、监管不健全、金融文化的问题。

6、调研结果显示，支付宝、NPS网上支付以及网银，尤其是支付宝是主要手段，其他第三方支付接口使用较少。

7、对于人民币跨境支付账户功能的拓展，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自由贸易账户（FT账户）最具有潜力，这也从侧面反映出FT账户设计的合理性及可塑性强。制约FT账户的因素：从调研结果来看，最主要的因素依旧是“老大难”的资金出境的便利性问题，即“外币不能跨二线”，以及用户使用场景受限这两大问题。除此之外，缺乏税收政策优惠激励、开户流程繁琐、账户功能不够健全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自由贸易账户的发展。

8、与美元相比，人民币的跨境支付效率仍有所不足，主要原因在于人民币接受程度低以及支付所需手续较为繁琐。国外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较低，这是我们目前没有办法改变的，就像进口博览会推进人民币账户，我们使用人民币支付，卖家马上会转换成美元，它不接受但是至少是开账户了。另外，由于支付系统等条件限制，完成支付所需时间较长也是导致跨境支付效率不足的原因之一。

9、调研过程中没能发现一个切实有效的途径和方法能够被受访者一致认可。这说明，与运用选项中提供的新措施相比，还是应该根据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存在的不足（见前述调查问题）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在解决目前已有问题后再进行新的调整。

根据以上调查结果，总结出以下结论：首先，人民币跨境支付主要应用于海内外企业之间；个人跨境汇款主要使用银联、Visa和支付宝；第二，人民币跨境支付在定价透明度、与全球其它支付系统的交互等方面存在不足；衍生品种类不足导致难以实现风险对冲、中国外汇管理政策不确定性较高以及人民币币值波动较大是制约人民币跨境支付发展的重要原因；其次，虽然FT账户被认为是最好的跨境支付账户，但资金出境的便利性问题、用户使用场景受限、缺乏税收政策优惠激励以及开户流程繁琐等问题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最后，人民币外部接受率较低是制约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因素，目前并无切实有效措施改善人民币跨境支付问题。

“窗口期”的“前车之鉴”

日本东京的日元国际化变成了“美元国际化”涉及四方面的原因：

1）宫泽喜一首相时代的“补贴式”日元国际化不可持续。上文也讲了日元国际化，其实各国都在做，日元当时靠补贴式的日元国际化不可持续，当时日元向东南亚国家进行优惠贷款，东南亚国家享受了优惠贷款，但是之后便不用日元了。因为东南亚国家出口地在美国，到最后都要换成美元，外汇风险大幅上升。

2）日元国际化的时间窗口，境内外资产价格悬殊，造成了日本国内企业的空洞化。日本一开放，资本、资金都往外流，因为日本的资产价格全都上涨，会空洞化。

3）原先的东京离岸市场占主导地位的日元转化为美元，帮助推进美元国际化。

4）日元国际化徘徊不前，只是成为“避险货币”。日本的货币政策一开放以后受到很大的约束，避险货币的国内货币政策受到一定约束，人民币国际化以后货币政策也面临会受到约束的问题。因为避险货币的利率上升的空间很小，只能往下压。所有避险货币利率升不上去，这是日本留给我们的思考。中国货币性空间会不会受到一定约束，人民币会不会成为避险货币，这也是值得思考的。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未来：科创引领+企业为本

模拟美元取代英镑的模式不现实，美国GDP超过英国50年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靠国际几次会议和制度取代，当今是难以“复制”。上海只有依靠“金融科技” + “央行数字货币”等实现“弯道超车”。抓住“区块链”的产业变迁的窗口期，在人民币跨境支付便利和信用稳定上提高吸引力。金融监管不仅要预警系统性风险，还要降低企业的“应对”成本。

上海自贸试验区之所以要在金融综合监管方面先行先试，首先是防范发生区域性和系统性风险的要求，从目前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的内容来看，其最大的风险在于资本项目开放过程中所产生的短期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和区内金融综合经营和交叉性金融业务与产品开发所带来的风险。这些风险都有可能从自贸区的一个“小口”蔓延成为区域性和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这就需要进行综合金融监管创新，加强区内各金融监管主体的协调，加强事中和事后的监管，在区内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框架。金融综合监管的先行先试可以为全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人民币跨境“备胎工程”中的问题和建议：自贸区账户 + CIPS系统 + 人民币衍生品

人民币跨境“备胎”工程开启，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要做的包括：1、OSA、NRA必须赶快下功夫，根据行业具体的业务规定各种货币的融资额度，参与对冲风险系数来调解，三种账户要统一；2、强化CIPS信息传递功能和支付功能；3、开发人民币衍生，三方面要同时进行。美国限制对华为通过SWIFT系统的支付这一枪已经打响，我们必须从三方面赶快做备胎工作，这方面各自存在一些问题。

（一）自由贸易账户

问题：1、自贸区账户跨“二线”问题，核心的还是希望在离岸贸易可以取消结售汇的管制，然后就是实现一个本外币一体化，这需要就是外汇管理层面的进行一个突破；2、自贸区账户无税收优惠。所有外资机构跨境融资均需交10%预提税；3、政策多变、可兑换性差、外部接受度低以及账户体系复杂。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政策不明确、只有框架没有细则，大大增加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推广成本；4、通过“进博会”推广自贸区账户比较困难。因为成本会很高，比如要改系统，会计合算、财务管理等多项成本。

建议：1、中央政府统筹协调上海金融市场要素部门。既然允许上海可以展开“离岸”业务，那么上海可以根据OSA、NRA和FTA用户注册资本金额度，再根据行业具体业务设定各种币种的融资额度，并参照国际上对风险系数设定来调节。等时机成熟后，将三种账户统一。2、上海要充分利用“进博会”作为推广人民币账户（自贸区账户）的重要契机。按照依地定价原则，可以推荐参展企业开立人民币账户。通过在“进博会”上的“离岸转手买卖”等诸多便利业务让上海成为全球跨国公司离岸业务的结算中心（类似新加坡的功能）

（二）CIPS存在的问题和继续完善的建议

问题：1、会员规模：截至2019年8月，直参31家，间参855家；间参中中外资机构比例接近1:1，但接近一半外资机构是中资银行海外分行；且相对于SWIFT超过11000家会员来说，规模相对较小。审核时间较长是阻碍会员规模增长的一方面原因，例如，我现在在一家在沪日本银行做独立董事，他们在申请加入CIPS系统，需要很长的审批时间，因为不是一家银行申请随时审批，而是要等几家一起审批。2、信息传输方式：复合型信息传输系统：直参之间以及直参与CIPS之间专线联系，用MPLS电信线路，数据保密要求比较高；直参与间参之间交易量大的数据使用专线，有银营平台的用银业平台，但绝大部分使用SWIFT系统；间参与间参之间不能直接连接，需要直参的介入。3、信息传输效率：在技术上，完全可以和美国的CHIPS相媲美，但人民币结算模式、清算效率不足。现有的混合结算模式，无论是实时全额结算模式，定时净额结算模式，还是相混合的结算模式，都达不到美国的高比例的清算效率。4、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方面：目前64个“一带一路”区域，除了战乱地区以及小微国家，基本都有覆盖到，但业务量不足。但后续只要有人民币需求，CIPS系统会持续提供支持，主要取决于实体业务的支撑，只有人民币愿意被他们进行跨境使用了，CIPS系统才能提供相应的服务。

建议：1、CIPS建设需要兼具信息传输和资金清算两种功能，学习欧盟用法律来避开SWIFT的潜在威胁。2、建议人民银行在与其他央行签订货币互换协议的时候将CIPS系统“打包”到相关的协议中去。中国的各个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在与中国签订互换协定国家鼓励使用CIPS。

（三）人民币期货衍生品对冲人民币汇率风险

问题：目前持有人民币的最大风险，主要集中在三方面：1、相关衍生品种类无法匹配导致难以实现风险对冲，对外汇衍生产品而言，具体体现在创新不足、产品单一、限制较多、监管不健全、市场参与者意识淡薄等均是重要问题；2、中国外汇管理政策不确定性较高。人民币跨境支付（贸易项下）讲求“实需原则”。各地银监部门市场准入不同，且规格较高；3、汇市的企业文化尚未形成。市场主体单一、双非企业少、企业风险意识较弱、投机意识较强。

建议：建议赶快协调相关专业部门推出人民币期货和相关指数。本着专业化排序理念，让专业部门解决专业问题。各部门需要做好协调，专业部门解决专业问题。在目前情况下，专业化非常重要的，人民币国际化通过华为支付受限以后，国际化提到很重要的关口。人民币国际化既要从三个理论方面去推进，也要在实际当中操作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强调支付成本问题，支付的便利性对企业来说非常重要。提升支付的便利性，刚刚强调了三个账户统一、CISP系统更加完善、人民币衍生品开发，这是从理论到实际的突破。过去讲人民币国际化往往从计价货币、交换手段和储备货币角度去分析，这是传统的分析方式，但是在新的情况下，从计价支付便利模式的角度去分析可能更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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