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青：八字方针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曾经提出过两次针对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八字方针”。本文首先回顾了两次 “八字方针”经济调整政策产生的背景、采取的措施和成效，分析了两次经济调整背景和措施的异同，阐述了两次经济调整的制度含义。着重分析和探讨了两次经济调整“八字方针”的历史意义和理论内涵，以及对于做好当前经济工作的借鉴意义。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六十年，虽然国民经济保持了快速的发展，但整个发展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经济建设的初期经历了艰辛的探索，也经历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大起大落。在这六十年中，党和国家政府曾经提出过两次重要的经济调整“八字方针”，即在“大跃进”之后的困难时期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调整方针，以及“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全面恢复和调整时期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发展方针。两次“八字方针”记录了我国经济建设坎坷的探索历程，体现了我们党的经济建设思想在挫折中成长和完善的过程。对比新中国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发展模式，我们不难发现，两次“八字方针”是党和政府应对经济危机和国民经济不利局面的经验和理论总结，其调整、整顿、改革的思想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建设思想紧密相连。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革的今天，两次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对于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把握好经济发展的脉络，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与时俱进地处理好现实问题仍然具有深刻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二、两次“八字方针”政策的简要回顾

 

（一）第一次“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1.背景介绍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我国从1953年起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1957年，我国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初步建立起了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工农业产值大幅度提高，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56 年4 月，中共八大通过了由周恩来亲自主持编制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但是这个积极稳妥的计划最终未能实行，而与此同时一股脱离客观实际、急躁冒进的经济建设风潮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1958 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同时还提出了7 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 年赶上美国的宏伟目标。至此党内工作中形成了一股急躁冒进的风气，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特征的“大跃进”运动，以及在农村大刮“共产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了。

“大跃进”运动中，党中央制定了远超出实际的工农业生产指标，尤其是钢铁生产指标。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各行各业为保证钢铁生产任务的完成而让路，并且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法炼铁炼钢运动，结果使整个国民经济趋于混乱。同时，为了实现“大跃进”的目标，中央和地方政府还盲目地追加基本建设投资， 进而造成物资供应不足，项目建成投产率大幅度降低。为了配合“大跃进”运动，商业部门也开展大购大销运动，造成商品的大量积压和浪费。而银行贷款无限制地支持商业和工业，也造成企业投资过多和库存积压，最终造成了生产的无效和资金短缺。

在“大跃进”运动的同时，农村也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的主要特点是所谓的“一大二公”，在经济上搞“一平二调”，大搞平均主义。公社基层单位和社员没有独立自主的经营权和个人责任制，大家干好干坏一个样，因而造成劳动纪律松弛。而公社内大刮“共产风”，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严重地挫伤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因而经济效益极差，最终带来了人力物力的损失和浪费，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降低。

“大跃进”运动导致了国民经济中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1）工农业比例关系失调。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最明显的后果之一是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由于大炼钢铁和其他基础建设项目抽调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的影响。从1957 年到1960 年，粮食减产了26.4％，农业总产值下降22.7％，而与此同时工业总产值增长1.3倍，工业与农业产值的比例由5.7∶4.3 变为8∶2。农业的急剧下降表明工业和基本建设大大超过了农业的负担，而这种经济结构的失衡进一步加剧了国民经济建设的困难。

（2）各工业部门之间比例失调。 “大跃进”过程中，为了实现“以钢为纲”，煤、矿石等采掘业部门也被迫大干快上，但还是跟不上钢铁生产的需要；交通运输的增长又远远落后于煤、铁的增长需求，铁路、公路等投资兴建了一些，但与工业发展需要相比还是不能适应，全国货运量的增长远远落后于煤、铁增长的需要。在“大跃进”过程中整个工业以生产资料生产为中心，使得部分轻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从1957 年的55∶45，变为1958年的46.5∶53.5。一些以工业品为原料的日常用品供应受到严重影响，造成了市场上商品供应的紧张状况。

（3）基建规模过大，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 “大跃进”运动以来，我国经济建设规模不断扩大，造成积累率过高，消费率偏低。 “一五”期间国民收入使用额中积累率只占24.2％，而1958—1960 年平均达到39.1％。其中1959 年的积累率达到43%的建国以来最高水平（如图1）。而基建投资又多集中于生产性建设上，忽视了非生产性建设， 1957—1960 年的人均消费量，粮食猪肉棉布等持续走低，人民甚至连吃饭穿衣都成了大问题。

图1 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1952-1966年）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年鉴， 以下同。

（4）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严重，社会供需比例失调。为了满足基础建设扩张的要求，财政支出超额增长，导致1958－1960年连续3年出现赤字。1960年的最高峰时的财政收入为643亿元，但到1961年锐减为356亿元，比1960年大幅下降37%，1962年更下降到294亿元（如图2）。财政赤字和银行贷款过多，使得银行不得不大量增加货币供给，而同时农业、轻工业的减产造成市场上商品出现严重短缺，物价大幅度上涨。

图2 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率（1956-1966年）

（5）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大跃进”中由于计件工资和奖金被取消，城市居民的收入减少，同时轻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短缺又造成市场上的供应紧张，而 “大跃进”以来城市职工人数大量增加，使粮食产量跟不上需求。与此同时，农村居民的自留地、家庭副业被取消，农民家庭产出大大减少，而大办公共食堂造成了粮食的巨大浪费，虚报产量和高征购又使农村粮食极其紧张，因此城市和农村居民的生活都十分困难。

综上所述，1959-1962年这段时期是新中国历史上国民经济最为困难的时期。如图3所示，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从一五期间的11%，下降到-15％。而从1960至1962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度减少近30%，从1960年的1457亿元下降到1962年的1149亿元。国民经济跌入了最低谷，居民的生活水平也难以保证。经济的低靡和退步，使得党和政府深刻反省了“大跃进”和盲目经济建设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及时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来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和经济建设。

图3 我国经济增长波动曲线 （1954-1980年）

              

2.政策措施和成果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逐渐有所认识，并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和调整。1960年秋，李富春同志主持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提出了“调整、巩固、提高”六个字的指导精神，再经周恩来同志加以修改和补充。1960年9月，中央批转了经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中第一次完整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八字方针的基本内容是：调整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巩固已经取得的经济建设成果；充实一些部门的生产能力，以便收到更大的经济效果；提高产品质量和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

1961 年1 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全会讨论了1961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并决定从1961 年起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样，我国国民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就由“以钢为纲”、全面“大跃进”，转向了全面调整，从而使失调的国民经济得以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

八届九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以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规模的调整，主要体现在：

（1）恢复农业。1961年11月中央制订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问题的紧急指示》，接着又发布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修正草案） 》 （简称“农业六十条”） ，决定停办公共食堂，取消过去实行部分供给制的规定，强调按劳分配的原则。1960年8月和11月中央又分别发出《关于全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和《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问题的紧急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农业的政策和措施。

（2）大力压缩基本建设投资。1962年基本建设总额，由1961年的123.3亿元压缩为67.6亿元；国家投资由1961年的89.8亿元减为56.6亿元。预算外投资压缩到11亿元，是195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3）调整城乡关系，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减轻农村供应压力。从1961年1月开始，在两年半时间内共减少职工1940万人，城镇人口总共减少2600万人左右。这项措施大大减少了城镇物资供应和国家工资开支的压力[5]。

（4）大幅度降低工业发展速度，改善工业生产内部结构。大刀阔斧地对工业企业进行关、停、并、转。同时还切实整顿了保留的工业企业的管理，使企业的经济效益明显改善。

（5）调整经济管理体制，加强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1960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为加强中央的有效领导，决定成立六个中央局，集中经济管理权，并采取措施大力加强计划工作，加强财政税收管理。

（6）压缩货币流通量，稳定和调剂市场。大力压缩集团购买力，减轻市场商品供应的压力，对部分消费品实行高价政策，对粮食、棉布等类基本生活必需品，实行平价定量供应，这样既保证了职工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又调剂了人民生活的需要，回笼了货币，缓解了市场的紧张状况，

（7）积极恢复和发展日用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生产。国家保证燃料、原材料和设备的供应，又组织力量努力生产一批新型工业原料，以补充农业原料的不足，同时还增加了新品种的生产，从而使市场供应紧缺局面得到缓解。

（8）增加流通渠道，改进商业工作。恢复“大跃进”以来被撤销或合并的供销合作社、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改善国有商业的经营管理，有领导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加强对农副产品收购。

   通过上述一系列调整措施，从1961年开始国民经济状况得到明显的恢复和改善，具体体现在：

（1）农村生产关系得到调整，农业生产力开始恢复。农村共产风基本上被刹住，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恢复。1962 年农业劳动力比1961 年增加了1500 多万人，总数已超过1957 年水平；农业总产值达到430 亿元，比1961 年增长5.8％，改变了前3年连续下降的局面。如图4所示，建国以后我国农业生产经历了一个辉煌的增长时期，粮食生产从1950年的1.1亿吨上升到1959年的2亿吨，增长将近100%，而1958-1960年我国粮食作物产量急剧下降6000万吨，1960年比1958年大幅度下降了62%。而经过一系列调整措施，粮食从1961年开始有所回升，经过五年的增长最终在1965年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

图4   我国的粮食产量（1949-1965年） 单位：万吨

（2）工业生产得到恢复，农、轻、重比例关系改善。1962年我国工业和农业的产值比例由1960 年的4∶1改变为2∶1。在工业生产中，轻、重工业的产值比例，由上年的42.5∶57.5，改变为47.2∶52.8。在工业生产总量方面，工业生产总值从1960年的1637亿元大幅度下降到1962年的920亿元，下降幅度为43%，而经过“八字方针”的贯彻和实施，到1966年我国工业生产总值最终恢复到1624亿元，达到1960年的水平（如图5）。

图5 我国的工业生产总值（1949-1966年） 单位：亿元

（3）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市场供应得到缓和。1962 年财政收入扭转了连续4年出现大量赤字的状况，并略有节余。全国集市贸易价格比上年下降了35％，市场供应开始缓和，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回升。我国城市消费家庭水平从1960年的284元下降到1962年的206元，降幅达27%，但经过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在1966年又上升到257元的水平。农村居民家庭的消费水平在1960年有大幅度的下降，但此后又开始逐渐上升，从1960年的76元上升到1966年的106元，升幅达39%（如图6）。

图6 我国城乡居民年消费水平（1953-1966年） 单位：元

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从1961 年开始，到1965 年为止，虽然期间经历了一系列对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产生不利影响的事件，但是从总体上看还是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国家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在1964 年12 月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经过调整，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比较协调了，工业内部的关系也比较协调了，工业支援农业的能力进一步加强了，企业内部的生产能力绝大部分已经填平补齐、成龙配套，设备损坏和失修的情况已经改善。”他在报告中宣布：现在，“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经过1961－1965 年五年时间的努力，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由此可见，八字方针的提出和实施是完全正确和及时的，它是我们党和国家在国民经济建设进程中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适时调整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尝试，也为今后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第二次 “八字方针”：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1.背景分析

1976 年10 月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和国家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1977、1978 两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开始上升，粮食产量超过了历史上最高年产量。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恢复和提高

“四人帮”被粉碎后，广大群众长期被压抑的生产积极性开始发挥出来，进一步推动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但是由于没有对 “左”的错误思想进行及时的纠正，因此在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又出现了急躁冒进的错误。这些错误主要体现在：忽视各地的客观条件，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推行“农业学大寨”运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而在短时间内在全国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也脱离现实，农业机械和化肥等物资的生产都远远落后于当时制定的农业生产目标；又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工业建设目标，“赶英超美”式的口号再次被重新提出来， 制定了一批超高指标的钢铁、能源、交通领域的项目计划，这些目标大大超过了当时的财力物力和科技水平；同时，为了在短时间内实现赶超目标，又开始盲目扩大基础建设，同时引进了一大批国外技术和设备，这些技术和设备的引进缺乏全盘考虑，不能与原有的工业基础相配套，造成了很大的浪费，等等。

上述这些脱离现实的目标和措施给粉碎“四人帮”之后经济建设的大好形势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并最终造成了国民经济重要比例的进一步失调和经济效益的低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积累和消耗的比例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一时期由于安排基本建设投资过多，造成积累率过高，积累增长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使得国家财力紧张。高的积累率抑制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挤压了人民的消费，阻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使得积累和消费之间比例关系进一步失调。

（2）工农业以及工业部门内部比例关系进一步失调。这一时期国家继续大力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工农业发展继续处在不平衡的状态，而工业内部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能源工业等工业部门的发展也不平衡。轻工业发展缓慢，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不能适应人民生活的需要。如图7所示，1978年我国三大产业的产值比为28：48：24，工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而之前最高水平是1960年的大跃进时期，三大产业的产值比为23：44：32。

图7   我国三大产业的产值比较（1952-1995年） 单位：亿元

（3）经济管理体制问题严重，经济效益低下。在经济管理体制上，“统收统支”、“统购统销”、“大锅饭”等局面没有改变，企业管理混乱，在建设、生产、流通各个领域的经济效益都比较低。文革结束时全国相当一部分企业管理混乱，生产秩序没有恢复正常。工业产品的质量指标很多低于历史最好水平，而国营企业资金利润率等经营指标都大大低于文革前的水平。此外，流通领域中环节多、周转慢，造成许多物资严重积压。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投产慢，浪费大。所有这些都造成了企业经济效益低下的状况。

1978 年12 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做出了从1979 年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当时的经济形势和对策，会议决定用3到5年时间把国民经济中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调整过来，同时着手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经过这次会议，党中央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 新的八字方针中，调整是中心，主要是指调整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改革，是指改革不合理的经济管理体制。整顿，是指整顿现有企业。提高，是指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会议要求边调整边前进，在调整中改革，在调整中整顿，在调整中提高。

2.措施和成果

第二次经济调整“八字方针”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1） 调整农村政策，大力促进农业生产。1979 年4 月，十一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发展农村经济的25 项政策和措施，包括：维护基层集体经济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反对 “一平二调”，坚持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保障农民的自留地，支持家庭副业生产，鼓励发展农村集市贸易；改革农业计划制度，使生产队有较大的自主权与灵活性；改善农业结构，按照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的原则指导农业生产，在保证粮食生产稳定增长的基础上，适当调整农作物内部的比例关系，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和“农林牧副渔同时并举”的方针；加强国家对农业的支援，增加国家财政和银行信贷支援农业的资金，降低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等农用工业品的价格，缩小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在粮食负担较重和困难的地区减少粮食的征购任务。从1980 年起，农村出现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形式的责任制，新的生产形式的出现有力地提高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

（2）压缩基建规模，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投资比例。减小基建规模，使之与原材料、设备、资金供应相适应，与能源、交通能力相适应，对在建项目进行清理，停建、缓建了一部分大中型基建项目；有计划地放慢重工业的发展速度，调整工业产品和产品结构，关停并转一批消耗高、质量差、长期亏损的企业；加强煤、电、油、运和建筑材料的生产建设，努力改变能源、交通落后状况，改善电力和煤炭企业的技术和设备，大力提升煤电产量，增强交通运输的基础建设投资，加快对薄弱铁路区段的技术改造，提高运输能力。

（3）加快轻工业的发展，扩大产品生产。改善轻工业的生产和流通条件，对轻工业实行六个优先原则；要求工业生产注重市场，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增强为消费者服务的观点；保护集体所有制企业，支持集体企业和小商品生产的发展；调整重工业以满足轻工业和市场的需要，重工业中的军事工业一部分被利用来生产日用工业品，为满足市场需要服务；加强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一部分产品实行自产自销，同时鼓励扩大销售畅销产品，增加高档、名牌产品等。

（4）提高国民收入中消费的比重，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在农村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减免部分地区农业税收和统购派购任务，在城市增加职工工资，增加就业，调整部分地区工资和补贴。增加科学、教育、文化、卫生及城市建设等非生产性投资的比重。1979 年开始在农村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减免部分地区和社队的农业税收和统购派购任务，使农民得到好处，生活得到改善。在城市增加职工工资，增加就业，调整部分地区工资类别，发放职工副食补贴。企业中还实行奖金制度，扩大职工住宅建设，增加科学、教育、文化、卫生及城市建设等非生产性投资的比重。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以来，随着上述一系列措施的实施，我国国民经济的面貌有了明显的改善。1981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又进一步总结了过去经济建设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反思了过去工作中“左”的错误，并且决定从1981年起对国民经济进行进一步调整。经济上进一步调整的总的要求和主要任务是：稳定经济，调整结构，挖掘潜力，提高效益。会议还提出要实现两个平衡一个稳定，即财政平衡，信贷平衡，物价稳定；经济调整工作的长期目标是克服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建立起比较合理的经济结构，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建设新道路。1981年开始的国民经济进一步调整跟第二次“八字方针”的思想和措施是一脉相承的，是第二次“八字方针”经济调整工作的深化和提高。

通过第二次“八字方针”的实施和随后进一步调整工作的开展，到1985年为止，我国国民经济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国民经济得到了均衡、稳定、协调的发展。“六五”期间，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每年平均增长速度都在10％左右，这是“一五”时期以后从来没有过的。长期以来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也得到改变。

（2）工业产值、国民收入、财政收入同步增长。“六五”期间，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0.8％，国民收入增长率9.7％，财政收入增长率为11.5％，三者大体同步增长，经济效益比较明显。在1985年消除了财政赤字。

（3）全民、集体、个体经济共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大城乡出现了多种经济全面增长的形势。在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工业所占比重从1980 年的78.7％下降到1985 年的70.4％（如图8）；集体所有制工业的比重，从1980 年的20.7％上升到1985 年的27.7％；个体工业在1985 年上升到0.4％。

图8   工业生产总值中非全民所有制的比重（1976-1995年）

（4）农业生产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六五”期间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普遍实行，农产品产量稳步增长。种植业产值所占比重下降，林、牧、副渔产值比重提高。农村乡镇企业有很大发展，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大幅度增加。

（5）基本建设方面。“六五”期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985 年增为比上年增长44.6％，比1980 年增长92％，基本建设投资中用于非生产性建设投资比例增大。

（6）城乡市场和商品贸易方面。由于实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改革流通体制，国内市场空前繁荣，商品质量提高，种类越来越多。在商品流通中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并存，个体商业增长很快。

（7）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方面。1985 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696.1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0％，比1980年增长84%（如图9）。我国出口贸易额由1980 年的第28 位上升到第16 位。同时在吸收外资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图9 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1950-1986年） 单位：亿元

（8）国家财政状况好转。“六五”期间国家的财政状况逐渐好转，1985 年实现了收支平衡，消除了赤字。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1980 年为12.9％，1985年提高到17％。

（9）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1985 年全国居民消费水平比1984 年提高了23％，比1980 年提高了79％。“六五”期间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速度是8.8％，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达10.1% （如图10）。

图10 我国城乡居民年消费水平（1976-1986年）   单位：元

以上成果表明，新时期的经济调整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扭转了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情况，使得国民经济能够协调地、健康地向前发展，人民生活也得到相应的改善，因而证明经济调整的新“八字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三、两次“八字方针”的制度内涵

 

两次“八字方针”都是与调整国民经济发展模式相关的政策目标，它的具体含义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调整国民经济结构的失衡，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二是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这两个目标相辅相成，相互关联：经济结构的失衡会加大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而同时经济的大起大落会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产业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会加剧经济结构的失衡。而两次八字方针的提出，都是国民经济发展极度失衡以及经济波动程度加剧的产物。

两次八字方针虽然都以调整国民经济失衡为主要目标，但调整的目标和方向之间却存在很大的差异，前者以“巩固、充实”为主要方向，因此，内在的经济发展矛盾并没有解决，导致了国民经济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不得不提出了第二次“八字方针”，而后者以“改革、整顿”为主要手段，试图从根本上找到解决国民经济失衡以及保证经济平稳增长的方法，从而开启了中国经济建设的新局面。分析两次“八字方针”的政治制度背景，以及当时经济形势和具体实施措施的相似和差异，不仅有利于我们总结之前国民经济调整的经验和教训，也会对今后经济工作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

（一）社会政治、制度背景分析

两次经济调整“八字方针”虽然发生在不同时期，但是当时的思想政治背景却有其相似之处，归根到底都是由于“左”的冒进思想占据了上风。在后一时期中，之前的政治作风和经济建设思想仍然被遗留下来，因而导致了相似的经济现实问题，因而针对这些问题产生的两次“八字方针”也就有其相通之处了。

首先，在政治方面，“大跃进”时期党内指导思想被极“左”思潮所占据，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不符合现实的口号和目标，我们党一贯以来实事求是的作风被抛弃。1955年，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问题，并将其概括为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从而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在这个过程中，针对在经济建设中出现的要求过急、步子过快、片面追求“多”、“快”而忽视“好”、“省”的急躁冒进倾向，一些领导同志及时发现并进行了批评，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反冒进”。但1958 年1 月以后，中共中央对反冒进进行了批评，认为反冒进打击了全国人民经济建设的积极性，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样，党内“左”倾思想情绪迅速扩展起来。之后对反冒进的批评不断升级，把反冒进说成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而把冒进却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针对经济建设的实际问题最终被上升为政治问题。

而后，自1958 年11 月的郑州会议以来，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正和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和问题，但是到了1958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以后，纠“左”工作却最终转向了反右，使“左”倾错误又继续发展起来。会议中提出的总结经验、纠正错误的正确意见被视为是“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党内正常的不同意见的争论被看作是“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毛泽东提出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气可鼓不可泄；现在党内党外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并提出反右倾鼓干劲是时候了。

这样一来，民主生活的丧失使得党内不敢讲真话，个人专断、个人迷信的错误风气蔓延开来，为“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在理论上形成了“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和路线问题的认识，把对经济指标、速度高低的探讨和争论提高到两个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高度。在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时提出的 “包产到户”、取消生活供给制、停办公共食堂等调整措施被说成是“右倾的歪风邪气”。

正是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受到了损害，不同意见不能够被反馈，而经济问题被上升到阶级斗争问题的情况下，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被违反科学的唯意志论的观点所占据，从上到下沉迷于不切实际的宏伟目标中，而实践方面又形成了弄虚作假的浮夸风。在错误的指导思想和错误的工作作风指引下，我国经济建设的步伐一错再错，使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困难之中。

而与“大跃进”时期的政治形势相比，“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调整时期仍然有类似之处。在粉碎“四人帮”后虽然做了一些拨乱反正的工作，但是在党的指导思想方面“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被彻底清理，文革中“左”的错误没有被及时纠正，一些拨乱反正的工作还停留在表面。而当时的领导人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妨碍了对实际经济情况的研究和在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工作，这样在实际工作中仍然产生“左”的失误是必然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文革前的经济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有扩大的趋势。

“文化大革命”后的调整时期还存在当时的领导人对经济发展的困难估计不足，重视不够，在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的情况。粉碎“四人帮”后，国民经济现代化建设的障碍被除掉了，广大人民群众转向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很高。但当时在经济恢复和发展方面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而这些困难和存在的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认识和重视，只看到顺利发展一面，忽视了不利的一面，因而产生了急于求成的急躁情绪。一大批脱离实际的经济发展规律，只凭主观愿望，以大干快上为宗旨的高目标又被提了出来。人民公社的公有化水平又被强调，“农业学大寨”运动继续开展。

这一时期的“左”的失误，与 “大跃进”时期“左”的错误相比，在目标和方法上也有某些类似之处。如果说1958 年的“大跃进”是为了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面貌，1977-1978年的“跃进”，则是为了夺回被“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尽快实现现代化为目标。这两次“跃进”都是利用制定高指标来进行的，采取的都是大干快干的方法，结果都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经济效益下降、人民消费比例被压缩的结果。这使我们看到，在经济建设过程中不论主观意愿有多好，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作指导，在实际工作中违反客观规律，就一定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总之，对“大跃进”时期来说，党内的急躁冒进风潮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出现重大问题的直接原因，而缺乏民主的政治氛围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所造成的“左”的指导思想是其根本原因。而“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新跃进”并没有对“左”的指导思想进行根本的反思和改变，因而必然不能够改变国民经济建设中的根本性问题。为了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积累起来的问题，解决国民经济的危机，一场大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

（二）两次经济调整时期经济形势的相似性

“大跃进”时期在“左”的指导思想指导下产生了急躁冒进的建设风潮，以及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特征混乱的经济状况，打乱了经济正常运行的秩序，造成了国民经济重大比例的严重失调，人民群众生活受损。而“文化大革命”结束初期“左”的指导思想得以延续，经济方面只进行了局部的调整和修补，因而前后两次“八字方针”调整时期的经济状况是有明显的继承性和历史因果关系的。

“大跃进”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各方面重要比例的严重失调。“大跃进”中农业的基础地位被严重削弱，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工业和基本建设的负担大大超过农业负担的承受能力；采掘业与加工业之间、工业与交通运输业之间的失调造成了工业内部各部门不能平衡发展，形成互相制约的局面；而轻重工业之间的不平衡严重影响了生活资料的生产，造成了市场上商品供应的紧张状况。经济中积累和消费的畸形比例使得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过低，而巨大的基础建设需求造成了财政赤字和物价上涨，最终导致居民消费水平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非常困难。

而“文化大革命”之后，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的调整措施和局部整改，“大跃进”时出现的类似问题依然存在。基建投资过多造成积累率过高，积累与消耗比例关系失调；积累增长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使得国家财力紧张，而基本建设规模过大也带来了物力的紧张。而此时人民的生活长期没有得到改善，积压的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这样高的积累率势必要影响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工农业、农轻重之间比例失调的问题仍然存在。当时国民经济仍然是大力发展重工业，而没有重视基础性地位的农业和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的轻工业，造成工农业之间以及农轻重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进一步失调。同时，当时的经济管理体制也存在许多问题，“十年动乱”造成的经济体制上的许多弊端还没有被清除，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局面没有改变，企业管理混乱，在建设、生产、流通各个领域的经济效益都比较低。

上述针对两个历史时期的经济状况的分析表明，前后两次“八字方针”在采取的措施方面必然具有某些相似性，其目的都是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失调问题，纠正不符合现状的经济建设策略，使国民经济发展回复到健康的轨道上来，最终实现提高经济效益，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的目标。

（三）两次“八字方针”实施过程中具体措施的异同

因为前后两次“八字方针”调整时期国民经济具有相似的状况，同样面对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经济效益和人民生活水平急需提高的问题，因此前后两个历史时期采取的措施也有相似之处。

调整国民经济的重点在于恢复农业。在农业方面，前一次调整时期制订了“农业六十条”等规章制度，决定停办公共食堂，取消过去实行部分供给制的规定，并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农业的政策和措施，这对缓解农村经济困难状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1979 年以后，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发展农村经济的25 项政策和措施，决定维护集体经济的所有权和自主权，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赋予农村基层单位更大的自主权与灵活性，并决定改善农业结构，发展多种经济。1979年以后的农村整改措施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为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和农业生产大幅度的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大跃进”之后的调整时期，国家采取了大力压缩基本建设战线的措施，并决定降低工业生产发展速度，改善工业生产内部结构。同时还采取措施调整经济管理体制，加强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大力加强计划工作，加强财政税收管理，降低企业利润收入比例。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调整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加快轻工业的发展。大刀阔斧地对工业企业进行关、停、并、转。同时，还切实整顿了保留的工业企业的管理，使企业的经济效益明显改善。

为缓解当时国民经济的严峻状况，大跃进之后着重调整了城乡关系，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减轻农村供应压力。另外还采取措施改善财政状况，压缩货币流通量，稳定和调剂市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则着重改善改善企业的生产和流通条件，积极恢复和发展日用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生产。在农村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减免部分地区农业税收和统购派购任务，在城市增加职工工资，增加就业，发放各种补贴等。同时还注意扩大科学、教育、文化、卫生及城市建设等非生产性投资的比重。这些措施对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除了在调整国民经济重大比例，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相似性之外，前后两次调整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措施还是有其不同点，前者注重“巩固、充实”，而后者强调改革。在农业方面，前一次调整主要是恢复农业的生产力，纠正“共产风”，明确按劳分配的原则，扭转农村的困难状况，而后一次调整，主要是制度方面的调整，注重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鼓励改善农业机构和多种经营，并最终明确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方针，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一举扭转了农村工作的局面。在经济体制方面，“大跃进”之后的调整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注重加强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中央集中经济管理权，并采取措施大力加强计划工作；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调整，改变了过去中央统一管理的计划经济模式，开始注重市场的重要作用，决定大力支持集体企业和小商品生产的发展。注重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同时也增强了为消费者服务的观点，鼓励企业采取措施了解市场需求，改进生产。这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开端。

另外，后一次经济调整时期另外一个显著的不同点是，改变了过去单一的发展模式，促进全民、集体、个体经济的共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坚持全民所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鼓励和扶持集体经济，适当发展个体经济，广大城乡出现了多种经济形式全面增长的形势。多种经济形式的共同发展，不仅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发展，而且开拓了就业门路，也促进了社会的安定。这一时期农村乡镇企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大幅度增加。由于实行对内搞活经济、改革流通体制的政策，国内市场空前繁荣。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由此可见，第二次经济调整及其后续的进一步调整工作中，我们并没有满足局部范围的修补，而是在调整的基础上逐渐开始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从而开启了全面建设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新局面。

（四）两次八字方针的调整效果

两次经济调整都针对当时的经济形势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基本实现了预期的目标，调整了国民经济的比例，扭转了经济发展中的不利趋势，提高了经济效益和人民生活水平，但是由于当时历史大环境和调整着眼点的不同，两次经济调整出现了迥然不同的结局。

从1961 年开始，随着第一次经济调整工作的深入进行，我国的经济困难局面开始好转，到1962 年末，农业、工业已分别开始复苏，1963 年我国经济重新出现好转景象，到1964 年时情况更为改观。在1964 年12 月至1965 年1 月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其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但是与此同时，在1962 年国民经济大调整过程中，指导思想上又重新出现了“左”的因素，主要表现在重提阶级斗争，并将其扩大化、绝对化，批判“单干风”等方面。1962 年9 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一方面指出全国人民当前迫切的任务是继续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但同时又重提阶级斗争，并把它扩大化和绝对化。毛泽东告诫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同时对当时提出的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包工到组、到人和包产到户等正确意见，也进行了批判，说是“刮单干风”、“走资本主义道路”。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农村的“四清”和城市的“五反”运动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把本来基本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用适当方式加以清理整顿的问题扩大提高到阶级斗争高度，采取阶级斗争夺权的方式来解决，这就把问题严重化、扩大化了。而这种“左”倾思想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也就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打下了基础。 而另一方面，60 年代初期世界经济形势面临恶化，中共中央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决定加强备战，于是1965年开始，经济工作实际上全面转向备战的轨道，大搞三线建设。在这种形势下，本来有利于继续深入调整经济局面的工作停滞不前，并且最终为阶级斗争所取代。直到十三年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个继承和发扬了之前正确的思想方针和经济路线的新局面才被重新打开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全面回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轨道上来。1977年3月中央召开的计划会议提出了经济工作“十个要不要”的全国性大讨论，对澄清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起了积极作用。1978 年开展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重新肯定了按劳分配的作用，肯定了生产力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明确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重要性，并且对一系列经济体制问题进行了讨论，明确要给企业和农村基层单位必要的自主权，要运用经济杠杆、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等。此后，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篇章被陆续打开，在农村明确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一体制体现了我国农业的特点，适应当前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逐步展开，我国逐渐形成了以国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原则。

因此，“文化大革命”之后调整时期实施的新“八字方针”之所以能取得成功，经济调整的果实之所以能够巩固和进一步扩大，根本上是因为我们党和国家坚持进行改革，指导思想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来，阻挡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变革的障碍已经被扫除。新的经济调整“八字方针”以及其后采取的一系列调整措施打开了进一步改革的序幕，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理论发现与深远影响

 

两次八字方针的实施均发生在我国的计划经济时代，而它们所需要调整的经济失衡都是计划经济情况下决策层错误判断的产物。前一次八字方针主要还是在计划经济模式下进行的经济调整，而后一次则在调整中强调和加入了市场调节的因素，从而为之后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至此，我国经济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起大落，维持了稳定的高速增长。按照常理而言，计划经济下，国家控制了生产的每个环节，人们按部就班地劳动和生产，定量生产定量消费，而市场经济下经常会出现过度供给和过度消费的现象，因而市场经济的波动性和失调性要高于计划经济。然而，新中国六十年的发展历程证实，计划经济模式下的经济波动远远高于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波动。同时，包含市场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调整效果也远远好于计划经济下的调整方针。通过仔细分析两次经济调整“八字方针”，我们能对以上这些理论问题有更多的认识。

（一）计划经济不能抑制经济波动和经济失衡

计划经济发展模式下，整个国家经济的运转依赖于政策制定者的事先安排和决策。如果政策制定者的计划和配置安排合理，控制得当，整个国民经济应该是在平衡稳定的模式下运行。然而，由于宏观经济的复杂性，以及个人知识的局限性，政策制定者并不能有效地预测和计划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使得错误的政策制定和错误的政策执行成为计划经济下的一种常态。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经济管理的权力长期集中在少数几个决策者之中，从而缺乏民主决策的机会，决策者很可能会坚持并继续推行现有的错误政策，直到发展成为全面的经济失衡，酿成经济危机。而在融入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虽然过度供给和过度需求的现象时有发生，但市场自己会通过价格机制迅速的进行调整和调节，从而能避免更大程度错误的发生。

1953 — 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开端，通过五年计划的实施，我国完成了对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起了完善的工业体系，摆脱了历史上落后的农业国的面貌。因此，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对于落后国家迅速走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卓有成效的，但与此同时也为国民经济中的不协调因素埋下了伏笔。我国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来就是以工业为重点，而尤其以重工业的发展为核心，这种发展思路必然导致工农业发展不平衡，以及工业内部各部门发展不平衡。我们知道，国民经济的各部门是一个统一有机体，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同时又为工业提供原材料和劳动力；工业是现代发达经济体的基石，是国家实力的体现；而服务业占国民经济较大比重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大力服务业也是解决就业的最重要的途径，因而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不协调必然会导致经济的不平稳。而另一方面，不管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中，经济增长都是资金、劳动力和技术的有机结合，是生产、消费和分配的协调和统一。我国历史上两个“八字方针”调整时期都面临着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不协调，同时也是生产、消费和分配的不协调：轻重工业的发展不协调导致轻工业不能为重工业提供必要的产品支持，也使得人民群众缺乏必要的生活消费品；大赶快上的发展模式也导致投资率过高，消费和分配跟不上投资的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受到极大的抑制。因此，这种高度集中和偏倚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能够大幅度改变经济的面貌，但在长期是难以为继的，如果不适时加以调整，必然会导致国民经济滑向停滞和衰退的低谷。

事实证明，我国两次“八字方针”调整时期面临的经济问题就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错误的政策方针导致国民经济走向困境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且适时加以了调整，在危急边缘把国民经济挽救了过来。但我们要认识到的是，这些措施毕竟是在计划经济内部的自我调整，这一切都仰仗于经济政策部门和决策者对于经济形势的认识水平和决策能力。因为宏观经济决策极大程度地依赖于对经济体中信息的收集，而经济中生产、交换和分配的信息无比庞大和纷繁复杂，这些信息不可能被系统而及时地反馈到经济决策者手中，因此其所做出的经济调整政策具有很大的时滞性，如两次“八字方针”的调整决策都是国民经济中的失衡问题已经非常尖锐的时候才作出来的。而另一方面，如前面所论述到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具有非常浓厚的“人治”特色，某些经济计划往往是为顺应政治需要而提出来的，并不是建立在系统严密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的科学决策，因而难免会走入死胡同。由此可见，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经济政策并不可能及时有效地反应和解决经济体的实际情况，经济体也缺乏自我检查和修复的功能，因而会导致问题越积越多，情况越来越严重，从而使得最后大幅度的调整措施不可避免。而因为其自身的机制缺陷，往往一次调整之后只能经历一个时期的协调发展，当新的问题产生出来并且越来越严重时，又一次大幅度的调整不可避免了。因此，我国经济史上跨度30年的这两次“八字方针”调整正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能有效地抑制大幅经济波动的明证。

正因为如此，第二次“八字方针”在继承和发扬第一次“八字方针”的经济调整思想的同时还提出了“改革、整顿”的方针。改革是对原有体制的革新，而不仅仅是第一次“八字方针”所提出来的巩固和充实。 改革既是对国民经济中具体问题的改革，也是对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在与其他经济改革开放措施相互配合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开始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开始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这使得资金和劳动力能够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合理地流通，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比例逐渐趋于协调，并能够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波动进行自我修复和调整。因而市场经济体制避免了国民经济中各种失衡的深化，也有效解决了国民经济大幅度波动的问题。从人为地以计划的方式挽救经济困境，到以市场为基础及时修复和调整经济，这是我国经济建设历程中的一个巨大进步。

（二）实事求是是经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

历史上的两次经济调整“八字方针”诞生的背景相似，采取的措施类似，而且也都很快取得了成效，但最终结果却迥异，本质上是因为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党的指导思想和工作作风的不同。经济建设离不开思想的指导，社会经济大环境也跟政治思想和作风相关。两次大调整取得的成效归根到底就是因为真正实事求是地研究了当时的经济环境，贯彻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第一次大调整最终付诸东流又恰恰是因为“左”的指导思想卷土重来，实事求是的作风再一次被抛弃。在改革开放和真理标准讨论三十年后的今天，虽然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仍然是指导经济建设和改革的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历史上两次经济调整工作给我们的教训和启迪仍然深刻。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的错误，主要是由“左”的指导思想引起的，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1960年“八字方针”的提出正是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端正思想路线，重新倡导实事求是的结果。在1961年1月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多次讲话，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的作风，恢复调查研究的作风。提出“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充分发扬民主，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问题，对“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有了根本的认识。应该说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没有第一个“八字方针”的提出、贯彻和执行。

同样，第二个“八字方针”的提出也是重新落实实事求是精神的结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提出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再次背离了实事求是的传统，在经济上并没有对长期以来的问题进行调整，国民经济的根本矛盾仍然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进行拨乱反正的同时在经济上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的八字方针。因此，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是“文化大革命”后经济调整时期第二次“八字方针”提出的思想基础和贯彻落实的根本保证。

只有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济建设才能不走弯路，并在不同的情况下能适时做出调整，以适应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早在1956年，党的八大对我国经济形势和社会主要矛盾做出过正确判断，并确定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目标，八大还通过了符合实际情况的循序渐进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但在之后的“大跃进”运动中，“快”和“赶超”被放到首要地位，这就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引发了国民经济中一系列的矛盾和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八字方针”的调整计划才被迫进行。而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中，盲目乐观和冒进的思想并未被彻底抛弃，当时提出的一系列目标和措施脱离我国当时的经济环境，不适合当时较为落后的生产力的需要，因而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通过第二次“八字方针”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工作才得以改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党和国家多次面对了严峻的经济形势挑战，成功深入推进了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了国民经济的“软着陆”，果断应对了东南亚经济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等一系列外界环境的挑战，再也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这不能不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汲取前三十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本着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开展经济改革和经济调控工作的结果。

（三）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

两次“八字方针”经济调整，本质上都是调整当时存在的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问题。这种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除指导思想上的“ 左” 倾错误外，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也是重要原因。在计划体制下， 资源配置完全按照计划的需要。由于权力高度集中， 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往往带有主观随意性， 脱离市场需要和客观规律， 结果必然导致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比例失调。

“一五”时期形成的经济体制是一种中央集权型的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曾对当时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这种经济体制的弊端是中央集权过多、统得过死。中央对此曾有所察觉，并拟定了经济体制的初步改革方案，1957 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财政管理体制、商业管理体制的三个规定，总的精神是调整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的关系，把工业、财政、商业管理的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和企业，以便进一步发挥它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60年代围绕着纠正“大跃进”错误，调整国民经济，国家对经济体制改革又进行了一次探索。这种改革在前期主要是纠偏，缩短基建线，实行精简，加强计划和集中统一管理。在后期，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除了继续贯彻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外，还对经济体制方面又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改革，主要是：试办托拉斯，用经济组织管理经济；改革企业管理体制，适当扩大企业经营的自主权，改变平均主义等现象，调动企业的积极性；适当扩大地方权限，进一步探索中央、地方分级管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等。

但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改变，以及此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些初步的改革尝试刚刚开始就被打断，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 这种体制实际上并未改变，稍有的改变也只是在原有体制内的变化。正如李先念谈到的“ 过去二十多年中，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改革经济体制， 并取得了许多成效。但是在企业管理体制方面， 往往从行政权力的转移着眼多， 往往在放了收、收了放的老套中循环，因而难以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对经济体制进行反思， 并开始提出一系列调整和改革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当时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利过于集中， 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认真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问题。1979年3月， 陈云从体制角度首先对比例失调问题进行了思考， 认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必须有计划和市场两个部分。过去由于只有计划这一条， 而且又计划得太死， 包括的东西太多， 时常与实际脱节，限制了市场调节， 没有意识到计划与市场两部分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结果造成了比例失调现象。所以， 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 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个部分的比例需要调整，市场调节将占很大的比重。其后不久， 邓小平在谈到调整问题时也指出为了有效地实现四个现代化， 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 这也是一种很大规模的很复杂的调整。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贯彻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的同时， 经济体制改革也逐步展开了。

1979年邓小平首先提出在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观点。此后中央在保持国有企业和计划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做出了一些变通性的制度安排，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以确立，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业关系的体制改革逐步开始，经济特区逐步建立起来，对外开放的幅度加快，随后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改革的范围也由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科技、教育以及社会生活领域。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巡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明确宣布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后，到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宣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至此，经过了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我国走完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

回顾历史，文革后的经济调整尽管没有在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的状况，却极大地缓和了经济中的深层次矛盾，削弱了体制弊端对于国民经济的损害。调整为改革创造了条件，并且引发了关于改革的进一步思考；而随后改革政策的确立和逐步深入又巩固了这次调整的成果。调整与改革相互促进，是文革后的经济调整新时期不同于“大跃进”后的经济调整时期的重要原因。而从此以后，经济体制改革被逐渐提上日程，并且被一步步推进和深化下去了。因此，自第二次“八字方针”实施以来的一系列经济调整工作为以后的局面打下了基础，引出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因而在我国经济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五、结语

第一次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发生在半个世纪以前，而第二次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离现在也已经有三十年的时间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全面建立和深入发展的今天，“大跃进”式的“左倾”经济建设思想已经得到全面纠正，而严重脱离客观实际的经济建设错误也不大可能再犯，但是两次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对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何提高警惕，少走弯路，实现国民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具体体现在：

（1）注重国民经济的平衡协调发展。前后两次调整时期面对的经济问题的本质都是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不平衡。两个“八字方针”的中心都是调整， 通过调整使工农业之间、轻重工业之间、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趋于协调， 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得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针对当时情况的综合平衡观点， 强调要贯彻执行全国一盘棋的方针， 必须全面安排， 综合平衡，使计划指标符合实际需要的比例关系，符合国民经济各部门必然的内在联系。虽然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但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投资和建设仍然需要国家加以引导，以引导资金和人才向最需要的、最有效率的产业和行业流动，而盲目的资本投资和人才流动会引发国民经济畸形发展的危险，即使通过市场机制自发调节过来，仍然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国内外经济形势瞬息万变，紧密监控国内外经济运行的各项指标，注重宏观调控也是应有之义。

（2）重视农业和农村问题。两次“八字方针”大调整时期所面对的经济问题中，农业问题都是首当其冲的，解决好农业问题成为处理经济矛盾的基础。时至今日，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仍然不容动摇。农业不仅要为我国13亿人口提供粮食和其他农产品，　而且要为第二、三产业提供原材料、市场和丰富的劳动力。农业的基础地位是否稳固， 农村经济是否繁荣， 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它始终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全局的根本性问题。而相对发达国家，我国农业基础仍然薄弱，　农村生活水平低，农民收入增加过慢。农民不能有效地分享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不符合我国经济建设的目标，而且当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导致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因此，在当前保障农业生产，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大力搞活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努力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当务之急。

（3）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八字方针”的核心是调整，而调整不仅仅涉及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问题，更需要重视各行各业的整体布局，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随时引导和调整国内产业布局。国家在基础建设投资等财政政策方面的引导和倾斜可以导致产业的发展变化，而好的产业政策可以有前瞻性地引导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在综合国力大幅度上升的今天，如何优化产业结构，给经济增长以源源不断的动力就成为重要议题。这就需要关停一大批产能落后的传统企业，努力提高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同时在资金和政策上大力支持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企业。服务业是最能有效容纳就业的行业，发展服务业也与丰富人民生活，提高生活水平的目标相一致，而与传统工业相比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还很低，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力发展服务业必然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

（4）注重资源节约和可持续发展。在“大跃进”过程中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盲目投资建设，涸泽而渔，对资源和人力物力各方面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而又没能起到预期的效果。而改革开放以来很长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一直处于高增长、高能耗的轨道之中。因此，在国家综合实力取得长足发展的情况下，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问题应该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上来。大力推行节能减排政策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要求。在节能减排的过程中关停一部份低效率、高能耗的企业，扶持一批科技含量高，能源消耗少的企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都有利于国民经济向更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增加ＧＤＰ的绿色含量。同时在思想上，需要将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理念深入到我国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中，将其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永远地执行下去。

参考文献

邓小平，199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1983：《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1985：《中国统计年鉴（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1986：《中国统计年鉴（1986）》，中国统计出版社。

刘树成，2007：《论又好又快发展》，《经济研究》第6期。

毛泽东，1977：《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199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

裴元秀、李秉忠，1981：《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搞好国民经济调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初步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第2期 。

孙大力，2000：《两次实施经济调整八字方针的比较》，《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

孙健，199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90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孙学文，1999：《国民经济在宏观调控中改革前进——“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新八字方针的实行》，《党史文汇》第9期。

武力，1999：《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下）》，中国经济出版社。

武力、徐棣华、陈东林，1998：《新八字方针的提出和实施》，《党史天地》第12期。

谢渡扬，1983：《近四年的路子是怎么走过来的?——对“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提出和贯彻情况的简要回顾》，《宏观经济研究》33期。

张肇俊、汤堃，2009：《共同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党史天地》第6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2a：《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2b：《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人民出版社。

中央文献研究室，199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央文献研究室，199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Lin， Justin Yifu， 1990，"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