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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永红：美国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的影响分析及对策建议
时间:2019年10月26日 作者：
2019 年8 月6 日，美国在时隔25 年后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为达成双边贸易协议而进行极限施压，发出了金融战的信号。此举加大了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对市场心理造成较大冲击，对我国稳金融、稳预期、稳外贸形成了严峻挑战，增加了流动性风险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本文简称香港）的金融市场风险。
IMI副所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涂永红认为，长期看，我国应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吸引外资，培育新动能，确保未来十年的中高速发展，坚定不移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短期则应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完善在岸市场引导离岸市场的机制，防范香港发生金融动荡。
反对以邻为壑的汇率操纵是国际社会的共识。美国制定了两个关于“汇率操纵国”的法案，即1988 年《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以及2015 年《贸易便捷与贸易促进法》，规定了认定“汇率操纵国”的量化标准和惩罚措施。2019年，美国修订了这些量化标准，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的，将被认定为“汇率操纵国”：第一，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顺差大于200亿美元；第二，经常账户顺差占GDP 的比重高于2%；第三，至少6 个月，持续向一个方向干预本币汇率，所购买的外币量占GDP 的比重大于2%。依据美国法典，针对“汇率操纵国”可采取多种报复措施，包括多边和双边磋商，促使相关国家调整汇率，实现贸易收支平衡。
中国并不符合美国的量化标准，美国政府蓄意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实质是在中美贸易谈判关键时刻的极限施压手段，迫使中国在双边磋商中接受其2019 年5 月版本的贸易议定。与此同时，在中国头顶悬挂一柄达摩克利斯剑，防止人民币贬值冲销其加征关税的成效。
导致长期巨额对华贸易逆差的根源是两国的经济结构，不进行结构性改革，不改变居民超前消费习惯，单靠加征关税，打贸易战，或者在技术上小范围地遏制中国，美国政府并没有多大的胜算。然而，美国的服务业竞争优势突出，尤其是金融方面拥有巨大优势。美国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公开将贸易战引向金融战，就是要利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和华尔街全球调配金融资源的强大优势，攻击中国的薄弱环节。一方面，迫使中国主动让人民升值，对美国的金融机构、企业更加开放，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另一方面，制造中国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动荡，通过联动效应放大金融风险，打乱中国金融开放的步伐，给中国供给侧改革设下更多障碍。
20 世纪90 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及巴西、阿根廷的金融危机，都有华尔街的身影。美国运用金融的力量，在这些危机中赚得盆满钵溢，而相关国家大多付出了巨大代价。美国相信，与打贸易战相比，自己更擅长打金融战，在金融领域有更多的“抓手”和“好牌”。
贸易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保持贸易顺差十分必要。在当前的国际产业结构下，美国提供技术和市场，中国对美国的依赖度较高，调整贸易结构需要较长的时间，在这一过程中，保持对美贸易规模稳定，对于产业升级、缓解经济下行、解决就业问题意义重大。中国被列入“汇率操纵国”后，人民币贬值将成为美国攻击中国的借口。作为中国宏观经济管制中主要的政策工具，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将受到一定的制约，需要重组和审慎谋划稳外贸的政策组合拳。
过去一年中，中美贸易战的每一个重点节点，市场都会做出强烈反应。美国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意味着提高了单方面采取行动的自由度，使其有权在企业融资、政府采购、IMF 宏观政策审查、双边贸易协定等方面打压和制裁中国，大大增加了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这将导致中国经济短期内处于不稳定状态，严重冲击金融市场，风险预期偏好整体下移，投资意愿下降，从而恶化地方融资平台、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如果这两个主体发生资金链断裂或大规模违约事件，必将拖累银行，出现地方银行危机，威胁金融安全。
美国可以依据国内法，精准选择中资金融机构或企业进行制裁和惩罚，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例如，像对待华为、中兴一样，限制一些有竞争力的中资企业的投资和经营活动；利用黑名单制度，禁止一些金融机构或企业使用美国操控的SWIFT 体系，将其排除在美元清算结算体系外；冻结机构、企业和个人在美国的金融资产；利用三大评级机构，定点下调中资企业的信用评级，抬升这些企业的融资成本。值得关注的是，一些民主党、共和党参议员开始推动一项立法议案，要求包括阿里巴巴、京东在内的158 家中国在美国上市的企业提供财务、经营信息，并全面纳入美国的监管，否则三年后将要求其退市。此举很可能导致这些企业资产缩水，并威胁中国的信息安全。
在强监管、资本市场有序开放的态势下，我国金融市场应对中美贸易战的心理趋于成熟。中国被列入“汇率操纵国”后，金融市场虽有波动，但是没有出现非理性的恐慌情绪，各项指标显示市场运行比较平稳，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但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金融风险正在上升。香港社会的动荡已经持续了2个多月，导致香港经济下行、信心严重不足，港元汇率目前达到7.84，逼近联系汇率制规定的7.85上限。中国被列入“汇率操纵国”，增加了投资者做空港元的动机。如果一些主要的美国机构投资者仿照当年的索罗斯，带头做空港元，香港的金融稳定将面临严峻挑战。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相比，“沪港通”“深港通”以及“债券通”等机制，使得内地与香港之间的金融联系更加密切，但同时也意味着，国际资本冲击香港，必然会迅速波及到内地金融市场，增加内地市场新的金融风险源。
作为中美贸易战下的施压手段，美国十分勉强地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行列，具有很强的政治意图，暴露出美国自身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特朗普迫切需要与中国签订贸易协定，以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赢得2020 年的总统选举。此举也给中国带来了四个难得机遇。
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使得全球化的红利主要落入少数资本家、金融家、技术精英手中，扩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美国消费品的80% ～ 90% 是中国制造，基于汇率操纵而加征关税，必然会损害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加剧社会的分化，招致民众的反对。特朗普打破原有的制度，不守规则，干预美联储的独立性，破坏美国倡导的自由贸易，在美国国内遭到学界、商界的诸多批评和反对，为中国在一定范围内寻求美国内部的支持提供了条件。
民粹主义倡导美国优先，对所有对美国有贸易顺差或不利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国家都打贸易战，就连美国的传统盟友加拿大、欧盟、墨西哥、日本也不例外。这就减轻了美国结成贸易联盟一致对付中国的压力。加上美国国内党派斗争激烈，对俄罗斯制裁升级，使得俄罗斯更多转向亚洲和中国。为中国扩大朋友圈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中国人均收入稳步增加、内需扩大和消费升级的背景下，中美贸易战促使中国将部分农产品、高技术产品贸易对象转向其他国家，进行产业链、价值链调整，有利于中国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开辟新的市场，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增强贸易结构的稳健性。
美国进行极限施压，让人们看清了美国从贸易、技术、金融方面遏制我国发展的真实面目，有利于在国内形成共识：要加大研发投入，以开放促发展，在战略新兴产业的关键技术、核心技术方面不能被人卡脖子；要尽快提升我国的国际金融竞争力，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从短期来看，应避免贸易战发展为金融战，维持汇率稳定，重点防范香港出现金融动荡。
第一，尽量将中美贸易战控制在贸易领域，避免将其引向金融领域。中国的实力尚不足以与美国全面对抗，尤其是我国的金融竞争力不如贸易竞争力，可在关税、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采取必要的妥协策略。例如，满足美国的要求，在WTO 框架内商议中国的发展中成员地位和税收普惠水平；严格执行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为创新与科技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与此同时，坚决抵制美国采取非商业手段或干预我国产业政策来扼杀中国发展机会的行为。
第二，坚持汇率市场化方向，维持当前的人民币汇率水平。IMF 发布的关于中国第四条磋商的年度报告排除了中国操纵汇率。对此，我国应加强舆论宣传，占据道义高地。维持CFETS 一篮子货币汇率稳定，将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汇率短期维持在7的水平，根据中美贸易谈判情况灵活调整人民币汇率。当前，人民币国债的收益率比美国国债高120 点，对国际资本具有吸引力。只要中国继续稳健的货币政策，不跟随美国降息，人民币贬值的可能性不大。实际上，由于英镑、欧元、日元与美元的波动方向相反，在保持CFETS 指数稳定的前提下，人民币对美元有较大的波动空间，有利于增加中国的谈判筹码。
第三，完善在岸市场引导离岸的机制，防范香港发生金融市场波动。在中美贸易战和香港社会动荡背景下，投资者可能将新中国成立70 周年作为冲击香港联系汇率的时间节点。有迹象表明，一些机构投资者开始进行投机性布局。我国应密切关注内地与香港之间、香港与欧美市场之间的短期资金流动、交易情况，与香港金融管理局加强合作，运用金额科技，动态追踪大额交易以及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在货币市场、股市、债市、期货市场的对敲和套利交易，总结亚洲金融危机、2008 年金融危机时期的经验，发挥在港中资金融机构、企业的作用，进一步完善在岸市场引导离岸市场的渠道和机制，做好再打一次香港金融保卫战的准备。
从长期来看，应确保未来十年平稳发展，注重引进外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扩大朋友圈。
第一，保持定力，做好自己的事，维持十年的中高速发展。2014 年，按照PPP 计算的中国GDP已经超过了美国。如果中国能够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充分调动地方、企业的积极性，继续保持6%左右的合理增长，而美国继续保持2% ～ 3% 的增长速度，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十年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就会超过美国。因此，在未来十年中，我国应加强产业、财政货币、贸易政策的协调，加速发展新兴产业，壮大经济增长新动能。要尽量维持中美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的关系，不主动与美国在产业链、价值链和生产标准等方面进行切割。
第二，高度重视引进外资，发挥技术外溢效应，推动贸易结构升级。运用门限自回归模型对2001—2017 年中美贸易结构变化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对美出口升级明显，2008 年后，高科技产品占到对美出口的一半以上，而外商直接投资是出口升级的重要推手。FDI 每增加1%，我国对美出口结构就上升0.34%。因此，应该继续扩大开放，完善负面清单制度和营商环境，积极引进外资，发挥技术外溢效应，提升我国的对外贸易结构和国际竞争力，从根本上突破美国设置的贸易壁垒。
第三，全力以赴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削弱美国将美元作为武器的威力。正是借助美元的国际霸主地位和SWIFT 清算结算体系，美国才有恃无恐地实行长臂管辖原则，肆意运用金融手段进行威慑，精准有效地打击竞争对手，并通过巨额铸币税收入壮大其经济实力。我国应该以大宗商品计价结算为突破口，以上合组织内部贸易、“一带一路”投融资、中国资本市场投资等领域为重点，以电子商务、电子货币为抓手，扩大CIPS 系统的使用范围，全力提高人民币的使用份额，坚定不移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为中国反对美国遏制、维护金融安全提供强有力的武器。
第四，推动WTO 改革，倡导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扩大朋友圈。在百年不遇的国际经济格局变化中，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意图通过签订新的多边贸易协定，改变WTO 的规则，其贸易协定涵盖的范围从传统的边境外扩大到边境内，使得中国面临再次“入世”的压力。我国应该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充分发挥制造业、中产阶级、庞大市场、资本充裕等优势，运用好进博会、国际产能合作、“一带一路”倡议等平台，签署更多双边贸易协议，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扩大我国的朋友圈，为在未来的WTO改革中制定有利于中国和自由贸易的新规则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