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永红：开创中国特色货币国际化之路
《金融世界》记者对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涂永红教授就人民币国际化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专访。
访谈记录如下：
记者：您所在的国际货币研究所于7月份发布了2014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基于该指数的研究，当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涂永红：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团队首创的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RMBinternationalization index）是一个客观描述人民币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实际使用程度的综合量化指标。使用这个指标，可以了解在贸易结算、金融交易和官方储备等方面人民币执行国际货币功能的发展动态，也可以与其他主要国际货币做出横向比较。
数据显示，2009年底，RII只有0.02%，2013年底提高到1.69%。根据我们初步匡算，2014年底RII估计可达到2%。在人民币起步之初的短短五年时间里，RII增长了大约100倍。如果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进展顺利，推动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ODI）和人民币信贷大幅度增长，RII就将继续保持快速攀升。
由于英镑和日元的国际化指数近几年大致在4%左右，只要没有重大不利事件发生，按照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势头，未来3~5年人民币很有可能成为继美元、欧元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货币。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任务的艰巨性。尽管过去五年人民币国际化成绩斐然，中国对外贸易中人民币结算的份额已经超过16%，但是使用人民币计价的比例远低于该水平。企业之所以愿意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主要动力来自于人民币的升值预期，而非中国拥有十足的国际竞争力和议价主导权。对此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与美元、欧元54%和27%的国际化指数相比，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相当低下，人民币国际化道路还很漫长。
记者：国际清算银行（BIS）报告显示，人民币已成为全球外汇市场交易最活跃的十大货币之一，交易地位从2010年的全球第17位上升到第七位，那么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英镑、美元、日元以及欧元，它们的国际化之路对于中国而言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地方？
涂永红：历史上，英镑、美元、日元、欧元等主要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模式、路径不尽相同。
英镑成为国际货币的道路是以“世界工厂+殖民地”驱动。英国在工业革命后不仅拥有强大的生产能力，还依靠船坚炮利占有广阔的殖民地，成为“日不落帝国”。英国在殖民地推行英镑，使得英镑很快成为了国际货币。
美元成为国际货币的道路则是凭借“经济霸主+国际秩序”扩张。美国在20世纪初经济实力就超越了英国，在政治上，美国通过“门罗宣言”阻止和进一步排斥欧洲国家在西半球的政治影响，使美洲和欧洲“脱离接触”，从而为美国在西半球的扩张扫清道路。美国将美洲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后，美洲国家与美国的交往大多使用美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元就成为与英镑、法国法郎并行的三大货币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际货币秩序，使得美元名正言顺地登上国际货币霸主地位，主要国际经济活动几乎都使用美元计价结算。
日元的国际化道路表现为“对外投资+日元升值”过山车波动。20世纪60年代，日本实行贸易立国政策，经济连续30年高速增长，成为第一个进入OECD俱乐部的亚洲国家，到了80年代，日本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由于年年贸易顺差，日元一直面临升值压力。1985年五大国财长签署“纽约广场协议”后，日元快速升值，升值幅度超过60%，吸引了国际投资者大量持有日元。
此外，日本还推行“黑字回流”计划，设立海外协力基金，大举投资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使得日元国际化发展迅猛。在20世纪80年代末，日元在全球贸易结算中的份额曾经高达18%。
然而，过快的日元升值不仅摧毁了日本的贸易竞争力，导致日本经济空心化，还产生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随着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济停滞了二十多年，日元的国际化水平一路下滑。
与以上三种货币相比，欧元国际化路径大不相同。欧元走了一条“超主权货币+区域化”的道路。在蒙代尔“最适货币区”理论指导下，欧元区国家放弃了自己的主权货币，组建共同货币欧元，于1999年开始在各成员国内使用。随着欧盟东扩，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加入到使用欧元的行列。原来使用法国法郎的非洲国家也转而使用欧元。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欧元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与欧元区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大体相当，意味着欧元主要是在本区域内使用，并没有在区域外谋求更多的国际使用份额。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英镑、美元、日元以及欧元的国际化道路都是由当时国际环境以及本国经济综合实力决定的，当前，我们既不能耀武扬威，走霸权侵略路线，又缺乏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和国际治理话语权，因此，我们必须探索走中国自己的道路。
记者：中国特色的人民币国际化道路在您看来是怎样的一种模式？当前已经有了哪些布局？
涂永红：回顾人民币国际化五年的历程，不难发现，中国选择了一条符合国情的、具有自身特色的人民币国际化道路，即“贸易+对外投资+双边协议”三轮驱动模式。
首先，以贸易为抓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充分发挥“世界加工厂”的优势，促进贸易自由化，与东盟、瑞士、韩国、中亚等多个国家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不断提高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到了2013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国际贸易份额变化赋予中国更大的宏观经济溢出效应，使得那些与中国贸易关系紧密的小国增强货币替代的动机，放弃原来的贸易计价货币，转而使用人民币，以减少投入品和生产成本的波动。
美元、日元、德国马克崛起的历史经验表明，新兴贸易大国的崛起总是伴随着贸易计价货币的替代过程，当这种货币替代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国际货币格局就会发生质的改变，新兴贸易大国的货币将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
为了打破贸易计价货币的惯性，降低使用人民币贸易计价的阻力，过去五年，中国政府积极致力于贸易多元化发展，对欧美、日本等传统贸易市场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对东盟、非洲、金砖国家、拉美地区的贸易则快速增长。此外，为了克服出口商品同质性强和可替代性较高等导致中国贸易议价能力低的问题，中国政府还大力鼓励创新，电子、通讯、高科技等附加值较高的产品贸易份额逐年扩大，出口商品市场竞争力的提高无疑增加了人民币计价的优势。
其次，以投资和离岸市场作为加速器，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范围。在当今的国际贸易中，跨国公司是组织者和领导者，在计价货币选择、资本流动方面具有较大的决定权。我国从2004年开始推动企业“走出去”战略，鼓励中资企业到国外投资、设立分支机构，组织生产和销售。经过十年的努力，从存量上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直接投资国。2014年中国的对外投资第一次超过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净资本输出国。在世界500强中，中国企业的数量达到100家，仅次于美国的126家。中国本土跨国公司数量和实力的增加，不仅促进、巩固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在选择人民币作为贸易计价货币方面有了更大的话语权。
在人民币还未能完全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还有限制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离岸人民币市场，非居民就不能自由地使用人民币，人民币就不能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资产和财富。
历史经验表明，美元之所以被广泛使用于第三方交易，很难被其他国际货币取代，并在各国官方外汇储备中始终占有最大份额，关键在于发达的全球美元离岸市场。
因此，在人民币国际化之初，中国就选择风险可控的香港建设人民币离岸市场，探索建立有效的离岸市场机制，增强人民币可自由使用和便利性。
2013年以来，人民币离岸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离岸市场人民币存款规模接近2万亿元。目前，以香港、新加坡、首尔等地为代表的亚洲境外人民币资金池已初具规模；指定人民币清算银行后，法兰克福、伦敦、卢森堡等欧洲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离岸人民币交易量呈现快速增长趋势；非洲和美洲的部分国家也开始积极争抢离岸人民币业务。可以看出，离岸市场对于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014年11月17日开通的沪港通将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在创新离岸人民币回流机制上实现了突破，它打通了离岸和在岸人民币市场的资金循环通道，即走出去、离岸沉淀、回流的资金循环。与此同时，配合沪港通的开启，央行放开了香港居民每日2万元人民币的兑换上限，人民币在香港基本实现了自由兑换。通过沪港通这一渠道，在未来能够有效增强全球投资机构和个人使用、投资人民币产品的动力。
最后，以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为保障，提高人民币在官方层面的认可度。主要国际货币是国际社会广泛使用的货币，这些货币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并得到IMF各成员国的认可。由于IMF只单独统计并公布自由使用的、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比重大于1%的货币，符合该条件的货币目前只有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瑞士法郎、加拿大元和澳大利亚元。换言之，由于中国对部分资本项目实行管制，人民币至今仍然不是IMF认定的“可自由使用”货币。人民币不在IMF的统计之列，自然不被IMF认可。
为了提高人民币的可获得性，打消一些贸易伙伴国担心市场上人民币流动性短缺的顾虑，中国政府采取了签订央行货币互换协议的手段，与包括欧央行在内的29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超过3.1万亿元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大大增加了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有力地推动了人民币的长期使用，为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提供了稳定器。
记者：发展道路逐渐清晰，那么，在推进过程中将会面临哪些挑战？
涂永红：人民币国际化遵循三条路径，发展过程中的挑战归纳起来也有三点。
第一，贸易大而不强。中国是贸易大国，但是中国在商业环境、创新能力、品牌价值、议价权等方面并不具有国际竞争力，致使贸易的主导权不够强大，以贸易为抓手推动人民币的后劲不足。
第二，海外投资分布不合理，民营企业投资能力偏弱。中国的海外投资大多集中在东南亚地区，欧洲、非洲和拉美等地区的投资不足，而且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资源、交通行业，高端制造业、服务业投资较少。投资主体以国企为主，与国外的以民营企业为主的经营环境不匹配，结果是中国的对外投资在国外的市场影响力偏弱，在舆情上还处于被妖魔化的风口浪尖，不利于中资跨国公司获得足够的贸易主导权来支撑人民币国际化。
第三，离岸市场削弱货币政策效力。如果中资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金活动过度依赖离岸市场，特别是热钱流动过于频繁，金额过大，就会冲击在岸市场利率和汇率的形成机制，甚至将人民币定价权夺走。还有可能形成国内货币紧缩压力或输入性通货膨胀，导致本国的货币政策失灵或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进而对本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提出新的挑战。
记者：为保证“贸易+对外投资+双边协议”三轮驱动模式稳健运行，您认为应该重点采取哪些措施？
涂永红：由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市场的计价货币具有惯性和“网络效应”，当今主要货币之外的货币很难在国际经济中脱颖而出，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国际货币难度更大。
中国要走好“贸易+对外投资+双边协议”三轮驱动的人民币国际化道路，应该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以贸易为纽带推动使用双边货币进行计价结算，逐步降低对美元结算的依赖，从而突破现有国际货币的惯性障碍，稳步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范围。
第二，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根据市场化供求关系确定更为灵活的双边汇率，确保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基本稳定或略有上升，形成人民币稳定及长期升值的市场预期，夯实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信心，提升人民币对国际金融市场主体的吸引力。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新型国际组织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在互利互惠的前提下，不断完善国际经济新秩序，努力让这些组织也有可能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平台。
第三，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和传导机制，坚持主动性和审慎性相结合，促进货币政策调控从数量目标转向价格目标，使得人民币离岸市场定价跟随在岸市场，确保人民币定价权牢牢掌握在我国央行手里，确保货币政策的效力不被削弱。建立全新的宏观审慎金融监管模式，将离岸市场纳入监测范围，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用市场手段减小离岸金融市场投机活动对国内经济的冲击，维护本国经济金融安全。
记者：人民币国际化脱离不了大的国际背景，您认为在2015年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国际性事项有哪些？
涂永红：展望2015年，国际经济环境将变得更加复杂。
首先，2014年美国的新增就业水平已经恢复到危机之前，美联储也启动了退出量化宽松（QE）的程序。美国意图重新恢复其在全球的说一不二控制地位，对快速上升为世界经济“次位”的中国难免多方加以遏制。
其次，中国出口的外部需求状况不容乐观。中国的最大出口目的地欧盟仍然身陷危机泥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调低欧元区的增长预期至负数，乌克兰危机以及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使得欧盟经济复苏愈发困难重重。中国另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日本，在安倍经济学的“三把火”烧过后，经济增长动力依旧不足，出现了负增长，不得不继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
再次，新兴市场国家出现金融危机的风险加大。石油、铁矿石等原材料价格的大幅跳水，使俄罗斯、巴西、委内瑞拉等资源大国出口收入锐减，委内瑞拉等国宣布无力偿还外债。12月17日，卢布狂跌超过20%，俄罗斯已经爆发了货币危机，作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难免受到一定程度的传染，需要高度重视资本大规模流动的影响。(资料来源：金融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