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永红、张文春:推动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关键货币
人民币国际化是当前国际经济格局变迁的现实选择,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必然产物。自从2009年中国开始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以来,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有望在2016年正式加入SDR,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接受的主要国际货币。然而,从中国人民大学编制的货币国际化指数看,2015年6月底人民币国际化指数仍然低于3,而同期美元、欧元的国际化指数高达56和25,要实现人民币与美元、欧元并驾齐驱的目标,人民币国际化还必须实现新的突破。
2015年3月中国政府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吹响了中国与沿线国家一起努力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号角。从区域经济国际合作的经验看,如果没有区域内主要国家的货币作为“锚”货币或关键货币,就不能有效地规避使用第三方货币造成的汇率风险,区域经济很难进行全方位、深度的合作。国际货币理论表明,一国总体经济实力、国家总体风险水平、贸易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是决定该国货币能否成为区域重要货币的关键因素。中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在区域内处于先进水平,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能力强,没有发生过系统性金融危机,国内政治稳定,敢于承担大国责任,有能力也有意愿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经济持续稳健发展所需的全球公共物品。如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锚定”人民币,将人民币作为其国际经济活动的关键货币,在贸易和投资中更多使用人民币,有利于加快国际大通道、经贸产业园区和国际经济合作走廊的建设进程,也有利于防范和降低区域内金融风险,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稳定性和竞争力。
然而,美元作为国际经济中的关键货币,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用制度明确规定的,至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国际货币的使用具有强大的惯性,人民币要在“一带一路”上替代美元成为关键货币,无疑会遇到巨大的阻力和困难,因此需要找准目标,脚踏实地,在三个关键领域实现卓有成效的突破。
第一,推动人民币成为大宗商品的计价货币。中国是“一带一路”上最大的进口国,中国的铝矿石、铁矿石和煤进口,主要来自于阿尔巴尼亚、阿塞拜疆、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等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出口贸易中,食品、能源、农业原材料和金属等大宗商品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消费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驱动力,中国能够为沿线国家出口提供稳定的市场需求和收入保障。如果上述大宗商品贸易以人民币计价结算,沿线国家不仅可以有效规避美元计价产生的汇率风险,还可以稳定中国市场的进口需求,有利于沿线国家获得稳定的出口收入,对双边贸易增长和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进行的预测表明,如果中国实现7%的经济增长,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的大宗原材料和能源商品有50%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则2015年人民币在上述大宗商品进口结算中的份额可以达到7.05%,在全球贸易中人民币结算份额也可提高到3.4%,较前一年份额的增长幅度将超过30%。
由于大宗商品交易对定价机制和市场风险管理具有很高的要求,人民币要成为大宗商品的计价货币,需要中国在增强人民币的国际使用便利性和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尤其是需要大力发展具有强大的价格发现功能和避险功能的商品、金融期货交易所。应该针对“一带一路”上大宗商品交易的现实需求,开发、丰富人民币计价的商品期货交易品种,力求覆盖主要的大宗商品种类。此外,应该进一步提高商品、金融期货市场的开放度,允许更多的外国企业、金融机构参与中国的期货交易,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商进行市场风险管理的需求。当然,期货市场也是国际投资者、对冲基金特别青睐的场所,国际投资者是大宗商品价格决定的重要力量,应该提供多种多样的人民币交易品种,为人民币成为大宗商品计价结算货币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第二,推动人民币在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中成为主要货币。基础设施投资是增加资本形成、提高经济效率和综合竞争力的关键。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巨大。受制于回收期限长、政策风险大,私人资本通常不愿介入,致使大多数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展落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遇到瓶颈约束。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2010年至2020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每年所需基础设施投资约为7760亿美元。高效筹集资金,满足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识。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效,中国根据项目性质、融资在方式、政府参与程度来确定不同的基础设施融资模式,这些经验值得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借鉴和推广。鉴于中国具有高储蓄的传统,已经从资本输入国转变成为资本输出国,倡导组建了亚投行,是“一带一路”建设中金融支持的组织者、资金的重要供给者,人民币毫无疑问最有资格成为基础设施融资的关键货币。
如何才能将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呢?需要充分发挥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等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的示范效应和杠杆作用,带动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一带一路”建设,并逐渐从美元-人民币双币计价转向人民币计价为主。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国内金融体系,尽快建成多层次、高效率、多元化的资本市场,发挥保险、租赁、评级、法律服务等中介机构的积极作用,特别是保险机构要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债券或丝路债券提供信用保险产品,下调结构性费率,构建强有力的人民币投融资管道支撑。
第三,推动人民币成为电子商务计价结算货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是各跨境电商“物流运输”的必经之地,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华侨较多,对中国文化有较高的认同,语言、消费习惯方面的障碍较小,是电子商务和人民币计价的重点推进区域。许多中国互联网企业,如阿里巴巴等知名电商网站以及支付宝、财付通等跨境支付系统,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也有较高的渗透率。植根于电子商务这种民间草根的对于人民币的认同与接受,具有广泛性和不可替代性,势必夯实人民币国际使用的根基,为人民币成为“一带一路”上的关键货币提供势不可挡的推动力。
中国应该鼓励国内通讯、网络、计算机技术等企业进行直接投资,支持交通、物流等硬件设施建设,逐步完善通关便利、信息安全、金融及法律方面的配套服务,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消除发展电子商务存在的现实障碍,营造有利于跨境电子商务活动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良好环境。尤其是要鼓励国内第三方支付平台与跨境电商结成战略联盟,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传统与支付习惯来研发产品、提供服务,共同推动人民币结算,提高其安全性、效率和吸引力。
拥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定价权的中资跨国公司,拥有在国际经济中积极主动使用人民币的生力军,人民币才能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关键货币。目前制约中资跨国公司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是金融支持和国际税收问题。商业银行应该跟随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合理设置海外机构,优化内部流程,在产品服务创新等方面积极作为,有针对性地开发风险管理工具,为中资跨国公司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持。中国政府应该尽快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税收协定,切实解决税收争端、跨国逃避税与信息交换、境外所得的税收抵免、转让定价与风险管理等深层次复杂多样的税收问题,确保中资跨国公司依法享受政策优惠、解决税收争端、维护正当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