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永红谈M2增速下滑：守住底线的釜底抽薪之策
落实好稳健中性货币政策
2017年12月末，M2同比增长8.2%，创历史新低。M2增速下滑，反映出在去杠杆和金融监管逐步加强的形势下，银行资金运用更加规范，金融部门内部资金循环和嵌套减少，由此派生的存款减少。
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我国货币政策重在实现四个目标：经济稳定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在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应灵活运用价、量管理手段，创新政策工具，努力实现这四大目标。
尽管流动性增速下降可能导致局部流动性挤出效应，加剧一些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困境，以及部分需要加大投资、尽快追赶的地区资金一时紧张，但从宏观经济需求看，当前我国的货币总量不是少了，而是多了。
比如，2017年第三季度我国衡量流动性的指标M2/GDP的比率为282%，发达国家在实行量化宽松的情况下该指标也只有100%左右；我国国企的负债率超过65%，企业的负债率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处于较高水平。
毋庸讳言，此前偏宽松的货币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产能过剩、资金浪费和企业负债过度，为金融机构加杠杆相互交易、资金脱离实体经济“空转”提供了温床，使得我国经济金融处于风险点偏多并且易发的危险状态。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打赢三大攻坚战，必须釜底抽薪，调整优化货币供给。
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际金融领域“黑天鹅事件”频发，以及资本大规模流出的压力，2016年央行调整了货币政策基调，执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通过微调和预调，在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控制M2增长幅度，取得了良好的政策效果。2017年，我国GDP同比增长达6.9%，CPI同比上涨1.6%，涨幅比上一年回落0.4个百分点，国际收支更加均衡。鉴于我国经济新动能和韧性增强，IMF上调了2017年、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弥漫国际社会唱空中国的声音也基本消失殆尽。
2018年M2增速比前几年有所放缓在预料之中。这一方面会促使企业节约资金、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进一步去杠杆，降低负债率；另一方面，可遏制个人住房贷款过快增长势头，防范炒房风潮和房地产泡沫，为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更好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和深化金融改革，是2018年金融工作的三项任务。金融是经济发展的加速器，金融活则经济活。从经验看，宽松货币政策有利于扩大全社会资金池，刺激投资和消费，推动经济较快增长，同时也会带来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甚至通货膨胀风险；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会放缓M2增速，在一定程度上收紧流动性，进而提高融资成本，那些重资产、高杠杆的企业将面临相对严峻的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科学搭配宏观政策，打好政策组合拳，金融才能充分发挥功能，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加强宏观调控，打好政策组合拳。在实行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同时，应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做到财政、货币政策在力度上相互支持。比如，加息有利于企业节约使用资金和去杠杆，但不利于投资和降成本。但是，通过财政政策大幅度减税降费或定向贴息，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部分冲销流动性减少对经济的不利影响。此外，还应严格控制地方政府投资和过度举债，尽量避免对企业资金产生不利的“挤占效应”。
与贸易政策联动，大力支持贸易融资。无论是美国针对中国发起的301调查，还是欧盟发起的多个对华“双反”调查，这些贸易保护主义举动都会增加我国部分行业、部分企业的库存压力和经营困难。有关部门在管理流动性时应动态关注国际收支状况，采取应对措施弥补贸易顺差下降造成的流动性缺口。制定差别性准备金、利率及信贷政策，鼓励贸易融资，与我国贸易政策相互配合，化解贸易战的消极影响，扶持并帮助贸易企业渡过难关，加快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从低端走向中高端的步伐。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推进，资本流动在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和贸易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应充分发挥汇率的杠杆作用，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优化配置，提高我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
在资本市场开放进程中，还需控制好节奏，运用大数据技术等建立高效的监管体系，确保资本有序流动，引导资本服务实体经济，防范投机性交易，严守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增强货币政策国际协调能力
全球化、信息化使世界各国的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增强，客观上放大了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变化的溢出效应。因此，我国执行稳健中性货币政策时，有必要增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能力。
首先，尽大国责任，巩固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与2017年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分化有所不同，2018年国际经济形势明朗，西方主要国家经济增长有望创下近10年新高，促使这些国家加快步伐撤出应对危机的量化宽松，让货币政策回归常态。我国已加入国际货币供给者行列，面对国际流动性紧缩局面，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不仅要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还应该尽大国责任，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方面，扩大央行层面的货币互换，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提供必需的人民币，支持双边贸易和投资，降低发展中国家受国际流动性紧缩冲击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顺势而为，灵活运用价格手段，保持人民币与主要货币的利差基本稳定，避免过度投机套利冲击人民币汇率，维护和强化国际社会持有和使用人民币的信心。
其次，科学分析和评估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做到趋利避害。随着我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受主要国家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影响不容忽视。研究表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前，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对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较强，对中国较弱，但是近5年以来，美国货币政策通过贸易和资本市场两个渠道对中国的冲击越来越显著。因此，面对美国、欧盟、英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的加息政策，我国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综合考虑、充分评估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影响机制和后果，提前采取应对措施，顺势而为，推动去杠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最后，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需要与财政政策、贸易政策相互配合。应运用更多的货币政策工具，处理好短期和长期需求的关系，把握好流动性微调和预调的节奏、力度，同时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目标。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美国和欧盟拒不履行在中国加入WTO时做出的承诺，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频频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加剧贸易摩擦。这就要求我国货币政策必须与贸易政策紧密配合，发挥汇率的杠杆作用，既要刺激企业加快贸易升级转型，提高抵御汇率风险的能力，又不能给欧美国家提供任何针对人民币汇率的反倾销借口，为贸易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环境。
【原文链接】守住底线的釜底抽薪之策：涂永红谈M2增速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