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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刚:补短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

时间:2020年01月16日 作者: 
自2012年以来,遵循稳中有进的主基调,中国经济经历了又一轮快速发展,在2018年已经提前实现了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十年内GDP翻一番,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在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的同时,中国经济也存在着发展基础不扎实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PPI价格持续低迷,抑制了企业良性发展;二是消费与投资增速持续下滑,增长动力需调整;三是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率下滑,金融面资金难以落到实体经济,引致实体面的“资金慌”与金融面的“资产慌”并存。

当前继续降低存贷款基准利率,虽然有利于降低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并相应地提高它们的资产利润率,但这一举措只是利率与利润在工业增加值中的分配比例调整,不能促使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提高,因此要提高实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最终还要依靠实体经济部门的结构性改革。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补短板是关键。当前中国经济短板主要成因是后发劣势导致的科技进步不足、产业关联机制改革不到位和体制机制不完善。

补短板是一个复杂艰巨的过程,它将影响人们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甚至家庭生活方式发生大转变。补短板需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需要创新体制机制,需要突破行政机制的限制,突破现有的行政区划限制。

在尊重经济规律和落实法治要求的前提下,中国应进一步加大对内对外的双向开放,加大科技(尤其是“命门”科技)的研发投入,尽快实现核心科技的突破,促进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同时着力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完善城市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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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中有进的中国经济

2019年前三季度中国的GDP同比增长率为6.2%,具体为第一季度6.4%,第二季度6.2%,第三季度6%。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与此同时也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理念和新的政策主张,主要包含以下四方面的内容:第一,稳中求进是工作主基调,它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

首先,稳中求进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治国理政涉及一国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问题,所以首先要“稳”;其次,稳中求进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中央明确提出,经济增长要“稳”,而“进”指的是经济结构、发展质量效率要提高,并不是追求更高的GDP增长速度。

第二,中国经济已从高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现阶段中国经济更应该注重质量问题,这里的质量不是指具体某种商品或设备的质量,而是指整个经济产业体系的结构。第三,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第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自2012年以来,遵循稳中有进的主基调,中国经济经历了又一轮快速发展。2012年10月份,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实现2010-2020十年内GDP翻一番,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当前这个目标已经提前实现。

从GDP来看,以2010年为基期核算,2010年的GDP是41万亿,而2018年的实际GDP为82万亿,名义GDP为91.8万亿。据专家估算,中国GDP将在2020年突破100万亿;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来看,2010-2018年,城镇居民收入可支配收入从1.9万涨到了3.9万,农村居民收入从5900元涨到1.4万,翻一番的目标已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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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不扎实的中国经济

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首先需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需要厘清当前在我国主要矛盾中还有哪些东西不平衡、不充分。这是需要研究者仔细研究并在实践中着力解决的问题。

目前来看,推动高质量发展正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原来的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过程中,有很多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经济基础不扎实。

经济基础的不扎实,首先表现在价格上。宏观经济分析通常关注两个价格,分别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核心CPI连续6个月超过3%被称为通货膨胀,从2012年以来,中国的CPI基本率基本保持在3%以下,维持了稳定的物价水平。

而PPI则明显存在不平衡问题。2015年9月的工业品出厂环比价格指数为94.1,这意味着2015年9月份和2014年9月份相比,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5.9%,此后PPI在2016年9月之后有所上涨,价格指数达到107.6之后再次处于下行区间,到2019年PPI又开始进入负区间,到10月份为-1.6%。工业品出厂环比价格指数直接反映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其下降会导致企业的经营情况变差,而同比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一问题。

为了更好的看清企业实际状态,有必要把不同年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同比数据进行累加。从2012年9月开始到2016年9月,工业品出厂环比价格指数连续四年同比下降,以2012年3月为基期,2016年9月工业品出厂环比价格指数为87.55。这意味着同2012年3月份相比,2016年9月工业品的出厂价格下跌了12.45%,如果不考虑各个产业部门的地区差异,总体而言,2012年3月份之前工业品出厂价格中包含12%的毛利润的企业在2016年9月全部处于亏损状态,企业面临的情况比预期的要严重的多。企业的持续亏损会产生一系列的负面效应,这些负面效应将拖慢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步伐。

经济基础的不扎实,其次表现在需求上。拉动总需求的“三辆马车”分别是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从消费增长看,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增长率在2011年底达到18.1%以后,持续下落,到2019年10月仅为7.2%;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在2011年底达到23.8%以后,持续下落,到2019年10月仅为5.3%,但是,房地产投资增长率达到10.3%;从外贸看,在中美贸易冲突背景下,2019年前10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63万亿元,增长2.4%。

其中,出口13.99万亿元,增长4.9%;进口11.64万亿元,下降0.4%;贸易顺差2.35万亿。在三大需求中,外贸情况向好,所以目前中国经济的短板主要在于内需。消费是中国经济从高增长向高质量转型的重要支撑,持续下降的消费增长速度表明这一支撑的力度在下降;投资是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高质量增长必然离不开高质量的投资。

消费和投资应当是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矛盾的,不能片面追求高消费。要实现经济转型、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不论是消费结构升级,消费质量提高、科技创新还是社会的发展,没有一项能离开投资,因此发展消费不能以降低投资为代价。

经济基础的不扎实,最后还表现在企业盈利能力的下滑上。这一点与投资需求联系紧密,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率看,该指数在2012-2015年间连续出现负增长,2016年回到正增长以后,涨幅波动较大。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率持续为负,1-2月份一度达到-14%,1-9月份为-2.1%。近年来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减费减息政策,利率从原来的3%,连续六次降息到1.5%,仅此减息一项,就给企业每年减负1万多亿。

与此同时,减费降税每年给企业减3万亿。2019年原计划减费降税2万亿,但10月份已经到2.2万亿,国家给企业减负总额已经达到6万多亿,但企业利润还在负增长。除了财政投资以外,任何市场化投资项目在可行性分析中都必须考虑投资回收期,因此企业利润的负增长必然带来投资的停滞。

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不是“脱实向虚”,而是金融资金无法转化为资产,实体经济无法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

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看,增加货币供给在解决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困境方面作用很有限。在货币供应量中,对实体企业经营运作有直接意义的是M1。对实体企业来说,活期存款主要来自于营销收入、银行贷款、发行证券(债券、股票等)和出售资产。

自2018年6月以后,M1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这表明实体企业面临着流动性资金紧张状况。

中国的确存在着进一步降低存贷款利率的政策操作空间,虽然再次降低存贷款基准利率有利于降低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并相应地提高其资产利润率。但实际上,这一举措只是利率与利润在工业增加值中的分配比例调整,不可能促使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提高,因此降息只能治标,要提高实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最终还要靠实体经济部门的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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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短板是供给侧改革的关键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中,“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这四点是减法,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补短板”,难点也在于如何“补短板”,因此首先需要探究的是中国经济“短板”的成因。

中国经济“短板”的第一个成因是科技进步不足。从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程来看,后发优势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红利。中国可以用更短的时间或者直接用钱购买许多发达国家花几十年研究的成果,借此红利,中国部分产业产量在全球已经位居前列。

但后发劣势也是中国需要关注的问题,后发劣势指的是由于经济中已经形成了跟后发优势相配套理念、制度、机制、评价指标、路径等,导致经济中缺乏沉下心来研究某一个科技的理念。

企业无意也没有能力投入几十亿乃至上百亿资金、花费几十年更长的时间进行自主研发,这使得后发国家永远无法拥有世界一流的技术,在国际上无法形成相对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和真正竞争力。因此,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是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出“后发劣势”困境的关键。

中国经济“短板”的第二个成因是产业关联机制不成熟。近些年中国在产业关联机制革新上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以网上购物平台为代表的新型产业关联机制极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率,增进了社会福利。未来应通过调整产业关联机制近一步提高组织效率,减少中间环节的成本,加快发展“互联网+”、建设“物联网”是有效途径。

中国经济“短板”的第三个成因是体制机制不完善,一些本应成为“产业”的行业活动因体制机制限制了市场机制决定性作用的发挥。

在微观经济学理论中,有效率的产业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供需双方都是价格接受者。第二,产业可以自由进出。第三是优胜劣汰。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供不应求会导致价格上升,投资者踊跃进入该行业,进而供给增加,价格下降,市场达到供需均衡。政府对市场过度地采取行政干预,如对市场规模或价格的管制,可能会使得市场机制无法正常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导致一些市场长期存在供不应求的问题。

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补短板”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健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

因此,要通过“补短板”增进居民福利,实现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必须快速增加消费性投资,即加快城镇化建设工程。城镇化建设工程属于民生工程,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基础建设。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城镇化建设应以“人”为核心,不应简单以人口城市化率来衡量,城镇化是满足居民“住、行、学”需求的过程。按照城镇的“功能”划分,中国城镇化建设仍有极大的增长空间和红利,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推动力。

“补短板”是一个复杂艰巨的过程,它将引致人们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包括工作)方式甚至家庭生活方式的大转变。“补短板”需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需要创新体制机制,需要突破行政机制的限制,突破现有的行政区划限制。

在尊重经济规律和落实法治要求的前提下,中国应进一步加大对内对外的双向开放,加大科技(尤其是“命门”科技)的研发投入,尽快实现核心科技的突破,加快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同时,着力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完善城市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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