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峰：世界秩序正在由中心外围结构演变为分布式结构

在这次贸易谈判中，美方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制造2025。明面上是反对中国通过补贴支持高新产业的发展，实质上是要切断中国通过技术升级对美高科技行业造成的竞争压力。正如斯蒂格利茨指出的，“哪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战略呢？每一位发展经济学家都认为，政府在培育发展当中发挥作用，是发展的重要内容。如果不去推动发展，那反而是玩忽职守”。中国推动技术升级，以促进经济由出口和投资驱动向消费和创新驱动的转型发展，这完全属于一个负责任的主权国家的分内之事，不成想也会遭到美国的公开反对，美方特别过份的是，居然派政府高官和代表到巴塞罗那电子展览会及一些盟国政府部门，赤裸裸地游说不要采购华为公司的通讯设备，最近美国商务部更是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要求相关技术供应商对华为断供。

美方的这些言行举止等于就是说：只有欧美发达国家能够做先进产业，你们这些发展中国家没有资格做。你们穷的时候我可以怜悯你接济你，但你们没有资格跟我平起平坐来竞争。我可以强大，你们不行！

美国人的主体是英国等基督教新教国家的移民，有着严谨的加尔文教派的宗教信仰，认同美国人作为“上帝的选民”，负有“天赋使命”，新教徒要用自己的行动，在世俗世界建立一个模范杜会，为世人树立榜样。美国作为“上帝的工具”，理应承担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美国文明的使命。于是“拯救”和“使命”意识融进了美国外交思想，在这一思想的影响和驱使下，美国的外交政策比大多数欧洲国家更富于理想主义，认为美国是一个独特的国家，要引领和指导人类社会的发展，并发展出一套“美国例外论”的思想。

在“美国例外论”的指导下，美国的外交传统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道德优越感，坚信美国的制度是最好的，世人都应该以美国为榜样，认为美国文明具有天然的先进性；二是强迫和干预。威廉·詹姆斯说“我们必须播种我们的理想，种植我们的秩序，把我们的上帝强加于人”。干预主义在美国实力强大起来后取代了孤立主义，认为美国影响世界的方法应是行动主义的“十字军东征”。美国自卡特政府以来对外推行价值观外交，推动其他国家以美为师改造自己的制度，其中不惜采取各种干预手段，甚至不惜以武力相威胁。

虽然美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文明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得到了自法国的托克维尔开始的全世界赞扬。然而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由于美国国内的制度尤其是收入分配机制没有及时调整，虽然美国的整体国力尤其是高科技和跨国公司的实力独步全球，但随着其公司跨国经营将生产销售体系进行世界配置，美国中西部传统工业带（即现在所谓的“铁锈带”）的蓝领工人受损的利益没有得到补偿，从而导致其国内反全球化和白人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崛起，对美国的政治生态和价值观构成严重冲击，并最终导致了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胜选上台。以班农极右翼民粹思想武装，以博尔顿、莱特希泽、纳瓦罗等鹰派为政策支撑的特朗普，在国际关系和现代国际秩序中就像一头大象闯进了瓷器店，全然不受任何关系条约的约束，一心想着“美国优先”、不管不顾地砸弄开去，以致最新一期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将之总结为特朗普政府对国际秩序的“大规模破坏”。

中心外围结构是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出的一种理论模式。普雷维什认为，工业革命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并通过国际分工在整个世界传播形成了现在的世界经济体系，其中工业发达、技术进步的国家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而处于落后地位的国家则沦落为这一体系的“外围”。

二战后美国推动建立了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得以形成。这个世界秩序的底色正是普雷维什所称的中心外围结构。其本质在于，以美国为核心的发达国家是主动的，他们建立联盟关系进行布局，控制全球金融、贸易、科技和生产体系，汲取超额利润；而外围发展中国家是被动的，就像普雷维什所言“在这种格局下，落到拉丁美洲这个世界经济体系外围部分的专门任务是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在“中心外围”结构下，外围国家的发展只能是中心国家充分发达后的溢出效应，要等待中心部分“吃饱喝足”后才能得到些“残羹冷炙”，由于资本、技术等关键生产要素由中心国家控制，外围国家被中心国家定位为专业市场和原材料基地，无法通过市场自主发展起来。

在经济秩序之外，首先是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建立，另外在政治和安保等方面，美国跟很多国家建立了伙伴关系，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和日本的安保协定、和韩国的安全合作，以及“五眼联盟”等等。因此，不论就经济、政治还是安保等层面，美国绝对是现行国际秩序的核心，这个秩序是美国领导中心国家维护的，如果外围国家“不听话”，中心国家一是依靠联合国安理会机制进行调解压制；二是中心国家联手打击，就像当时对利比亚的打击一样。

在中国的带动下，全球新兴市场经济体群体式崛起。先有高盛经济学家将其中的大型经济体如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的发展总结为“金砖四国”，后来又有汇丰银行提出的狸猫六国（包括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越南、埃及、土耳其和南非），全球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投资出现热潮。根据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研究，中国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带动效应明显。比如世界银行2011年发布了一份名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长期增长：中国制造？》的报告，这份报告对中国和拉美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发现，2000年以前，中国和拉美之间的经济联动效应还几乎不存在，然而在新世纪最初的十年，联动效应已经越来越明显，对南美地区尤其如此。自2000年以来，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日益紧密地和中国的发展（而非发达国家的发展）结合在了一起。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对非洲也具有同样的带动效应。

可以说，正是中国的崛起动摇了中心外围结构，发展中国家不再需要等到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充分发展后才能发展自己，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也不再等中心地区溢出后才能流动到外围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第一次变得主动起来，世界经济格局越来越成为一个分布式结构。在这个分布式结构中，原来的中心国家如七国集团仍然是重要的节点，欧盟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集团也是重要节点。但中国崛起为新的重要节点，并且其后还有“金砖国家”、“狸猫六国”、“东盟国家”、和星星点点、不断发展壮大的亚非拉国家。

分布式结构与所谓的多极世界有相似性，但又有一些重要的区别。多极世界可以是三极、四极甚至五极，但不可能很多极，其极点还是比较少的，而且任何一极单独来看依然是中心外围结构。比较而言，分布式结构中的节点（不再是极点）更多，更均匀，单节点覆盖的地区不存在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反映了经济和技术的全球化发展成果。

技术的这种分布式和去中心化结构必将促进世界经济向分布式结构的加速转型，从而使世界经济的发展更均匀，世界各个部分的发展更加自主和结合本地比较优势，欠发达地区的资源浪费和闲置的状况同时得到改观，从而从整体上促进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在分布式技术的支持下，世界各地区的群体发展以及相互联系加速，也将成为下一轮全球化的驱动力和突出特点。而且，在分布式经济结构的带动下，国际政治和安保状况也将发生相应改变，新的国际秩序将在这种演变中发展成型。

而且，正如米尔斯海默所指出的，2019年是冷战后形成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崩溃之年。米尔斯海默做出这个判断，与中美贸易战及其将引起的一系列后果是紧密相关的。笔者认为，现行国际秩序崩溃的将不是其形式，而是作为其本质的中心外围结构行将崩溃。可以预计，一旦中美贸易战加剧，原来勉强维持的中心外围结构走向崩溃，分布式结构必将加速形成，因此中美贸易战也将是由中心外围结构走向分布式结构的分野。

中国只要坚持在一个分布式的世界中继续双向开放，同时紧密维系与作为原“中心”的发达经济体和作为原“外围”的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的产业价值链联系，形成生产价值链的“双环流结构”，做好国内深化改革的大文章，中国就无惧于这场贸易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