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峰：中国正成为数字经济的领跑者

在12月9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中央高层的这个举动说明中国已充分认识到发展数字经济的重大意义。根据12月3日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发布的数据，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22.58万亿元，占当年GDP的30.3%，规模居世界第二位。在当前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中国既具备良好的基础，也面临重大的历史机遇。

• 站在数字经济的入口

数字经济，一般认为包括了信息与通信等相关制造和服务的核心部门，及以信息技术来加强制造业、服务业和初级产业的经济活动。数字经济是在信息技术向经济社会各方面不断渗透过程中形成的，并由此引发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笔者认为，新一轮科技革命是一场脑力劳动的革命:如果说原来的科技革命主要取代体力劳动，现在的科技革命是要取代脑力劳动，更明确说现在的科技革命是一场办公室的革命。比如银行业，其70%的成本是办公室成本，大部分职员都在做核账这些后台工作，虽然也属于传统的脑力劳动，但都是劳动密集型的，效率很低，所以现在的科技革命就是要取代这种低效率的脑力劳动，这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本质。

数字经济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目前正面临由信息互联网向价值互联网的转变，时下很热门的金融科技正是推动这轮转变的技术驱动力量。金融科技是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的一个结合点。无论是从金融创新、产品创新的角度，还是从人工智能、大数据方面的创新来讲，金融科技都是两者创新的一个结合点，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两者的结合，使现在的金融业正在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而且，新科技革命是在时代大背景下发生，这个时代大背景不光从技术的角度来理解，应该从更长远、更广阔的角度来理解。回顾过去500年，全球走向了一个以欧美为中心的中心-外围的结构:中心很发达，外围很落后，而且只有当中心高度发达产生溢出效应，才能蔓延到落后的外围世界。但这种中心-外围结构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已经发生了变化，正在变成一种分布式结构:即外围地区不再等中心地区高度发达后才发展，而是主动崛起了。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正在带动全球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崛起。十几年前高盛的经济学家奥尼尔提出金砖国家的概念，现在金砖国家趋向成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联合体。2017年金砖国家厦门峰会提出了“金砖国家+”，就是说金砖国家要扩围，如果加上土耳其、印尼、墨西哥这些大的新兴市场国家，以后再不断加入小的新兴市场国家，将形成一个新发展集团。这样的新发展集团在全球崛起意味着全球的政治势力、经济势力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向分布式结构的转变同时有了科技力量的支撑，因为新科技革命正是一种分布式的技术革命。无论是从开源社区得到的免费的软件、代码，还是区块链驱动比特币等数字货币的崛起，都形成了一个以技术支撑的分布式结构。

因此，无论是全球政治经济的格局转变还是新科技革命，中国都站在这个引领历史的入口，这个入口也就是数字经济的入口。

• 发展数字经济的独特优势与意义

在12月4日麦肯锡发布关于中国数字经济的报告中指出，如果仅从传统衡量标准来看，中国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和普及率在全球仅仅处于中游，比如在2016年世界银行“数字技术普及应用指数”的131个国家中仅列50位，“网络就绪指数”的139个国家中排第59位。但麦肯锡指出，这样的传统指标不能真实反映中国数字经济取得的成就，如果从数字化应用和创投体量来看，中国已然成为全球领先的数字经济大国。麦肯锡进一步指出，十年前中国的电商交易额还不到全球总额的1%，如今占比已超过40%，据估算已超过英、美、日、法、德五国的总和;移动支付在中国互联网用户群体中的渗透率也在迅速增长，从2013年的25%提升到2016年的68%，与个人消费相关的移动支付交易额高达79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1倍;在金融科技领域，全球每23家非上市“独角兽”中就有9家是中国企业，占全球独角兽公司总估值的43%，而且占据了全球金融科技企业总估值的70%以上;中国风险投资也从2011-2013年的120亿美元(占全球6%)迅速增至2014-2016年的770亿美元(占全球19%)。这些具体数字显示了中国数字经济的独特优势。

那么麦肯锡报告的逻辑在哪里呢?互联网与数字经济是规模经济。中国作为单一市场，巨大的人口与市场规模带来了独特优势。在互联网发展模式上，B2C在与B2B的竞争中胜出，这是网民的力量使然。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第40次统计报告，截至2017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4.3%，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7.24亿。这么巨大的网民规模构成了全球最大的单一网络市场，为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创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这样的市场中，IT企业更容易赢利，也更容易获得规模经济，技术创新更容易得到推广，从而促使风险投资更愿意在中国投资，这就形成了风险投资=>技术创新=>产业发展=>风险投资的正反馈循环，在这样的正反馈激励中，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迅速崛起，迅速拓展多行业、多元化的生态圈，为整个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人才和技术，促成了中国互联网生态的成长。

与此同时，中国产业品类齐全，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而形成了一个举世无双、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中国数字经济藉此赢得了独一无二的巨大范围经济效益，成为中国独特优势的又一源泉，为B2C之后新一波B2B和工业互联网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这也正是全世界看好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近年处于下降探底阶段，产业瓶颈、环保压力与民生问题亟待破解。可以说，正是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推动了宏观经济自2016年底以来的探底回升，中国网络购物、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蓬勃发展，不仅降低了产业发展和民生消费的成本，而且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生产率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对冲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互联网+”和“中国制造2025”等政策的实施，促进了信息技术在制造业等各行业的应用，促进了金融脱虚入实为实体经济服务，促进了普惠金融和包容性经济的发展，缓解了生态环保和民生瓶颈的压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发展数字经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要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加快发展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数字经济具有重大意义。

• 引领数字经济发展的方向

过去几年，中国政府采取了很多举措支持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比如，正是政策层面对支付宝、滴滴、共享单车的支持，才使得这些新技术新业态迅速发展出新市场，新技术与中国巨大的市场结合，使相关企业迅速取得全球竞争优势，从而为中国数字经济赢得世界声誉。然而，虽然宏观规划层面有“互联网+”和“中国制造2025”等政策出台，政府监管对数字经济的政策多是微观层面的，并且常常会因时因事而变，政策不稳定不连续。需要我们更清晰地认识数字经济的发展方向，尤其在宏观思想层面获得支撑。

一是对支撑性技术的认识。数字经济的支撑技术虽然种类繁多，但可概括为ABCD四大类，A是人工智能，B是区块链，C是云计算，D是大数据。它们互相关联，大数据是对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数据进行处理的技术;云计算是在互联网上对数据的分布式存储、处理和交付;而人工智能是在大数据基础上进行机器处理、深度学习和自我进化;区块链则是基于密码算法和共识机制的分布式数据库，也被称为分布式账本，区块链可以实现价值的点对点转移。区块链与前三者的重要区别在于，无论人工智能、云计算还是大数据，都只能成为技术，成为工具，最多是运营模式的变化。但区块链既是技术也是方法，既是工具也是思想，既可以改变运营模式甚至还改变整个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或者说，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是生产力，但是区块链既是生产力也是生产关系，这是它们的显著不同。要对这些支撑性技术的性质有清晰认识。

二是把握价值互联网的方向。当前互联网正在经历由信息互联网向价值互联网的跃升，由此产生对经济社会的颠覆性影响应该引起关注。价值互联网的核心追求是要实现实物资产的数字化、数字资产的点对点转移和权证合约的智能交易，由此开启一个数字资产的大时代。由于人的经济社会生活是由一系列合约构成的，合约的数字化和智能化，以及由合约构成的数字资产点对点交易和传递，将最广泛、最深刻地改变人类社会。因此，相比于信息互联网的影响，价值互联网影响的量级要再上几个台阶。有人说，当前就像1997年互联网刚刚萌动的时刻，而我甚至要说，价值互联网和资产数字化的风口的飓风还要远大于20年前。

三是监管层对分布式思想的理解。价值互联网的分布式结构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对去美元化和去华尔街金融霸权的要求是本质吻合的，这也符合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利益诉求，理应得到新兴崛起国家的支持。然而，我们的传统监管思维却又是中心化的，容易导致对新技术新业态的监管抑制。这就需要监管部门和政策层面加深对分布式技术趋势的理解，对于加密数字货币等新生事物，既要认识到其发展趋势与中国对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要求的一致性，同时要以新的监管思想和监管科技来武装，避免因认识不足将中国一些领域的领先优势扼杀在摇篮之中。

如此，中国方能引领数字经济发展的大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