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龙梅，Alfred Schipke：中国经济展望与改革
2017年全球经济同步的复苏带来了非常好的外部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也看到中国经济正在势头转好。在我今天的演讲当中最关键的信息就是政府应该充分利用现在的周期向上势头，去推动改革，从而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首先简单介绍IMF看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和结构的再平衡框架。它有四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外部情况，看中国经济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外部需求来实现经济增长。第二个纬度是内部再平衡。这里面有三个核心的要素，第一个要素是需求端，看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的比值。第二个元素是供给侧，看工业与服务业的比值，以及整个服务业和工业的效率情况。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是看在多大程度上中国经济增长是基于信贷扩张的。最后两个维度是环境和收入分配。从这两方面我们可以看经济增长对于环境的影响，以及收入差距等等，我们有中国收入再平衡方面的记分卡。IMF政策建议的目标是帮助中国在所有维度都实现再平衡。
基于这样一个框架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外部再平衡。金融危机之前经常项目占GDP的10%，但现在中国对于出口依赖越来越少，所以从外部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进展。
从内部的角度我们也都知道中国正在转型，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推动，从供给端来看，服务业成为经济的一大支柱，它的贡献从2012年开始向上涨，现在已经占到了50%以上。通常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应该是70%到80%的，因此预计中国服务业占比还会向上。
但中国经济面对的最大挑战是经济增长仍然非常依赖于信贷扩张。非金融部门的债务占GDP的比值自2010年大幅上涨，我们预计这个比例仍然会继续向上，需要一些政策行动来解决。
接下来来看一下最近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从2017年来稳中向好，这主要是由于工业领域的驱动。在经过几年持续的下滑之后，实际工业增长稳住了。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实际工业增长，名义工业增长也大幅上涨，这说明PPI非常重要，能帮助工业企业改善盈利能力，增强他们偿还债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在这样一个非常强的增长势头下，政府强化了资本管控。结合这两个因素，中国资本外流的情况稳住了。中国资本流出量大概在2015年和2016年到达一个峰值，但最近几个月已经平衡了很多。
政府也采取措施了减少经济的脆弱性。首先尽管央行并没有调整基准利率，但采取了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加强监管，所以市场利率上行了很多。这也能够帮助进一步地在金融业去杠杆。过去几年银行间的借贷以及资产管理产品达到峰值，现在已经开始下降了。
对实体经济的信贷增长非常强劲，但部分行业相对来说有一些放缓，比如说房地产。政府对于房地产有一些限制措施，房地产市场终于冷却下来，这是非常好的政策措施，它也会继续下去。但要强调的一点是尽管有一些进展，中国经济在过去积累的脆弱性仍然是非常大的。中国的信贷缺口虽然最近有所下降，但是它的绝对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减少经济脆弱性的政策需要持续下去，因为之前积累的风险比较高。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中国经济的展望。2017年和2018年经济预期的调高已内化了当局所宣称的政策，包括在2020年要达到的GDP翻倍目标，之前我们的框架假定财政政策中期收紧，现在看来财政整顿可能要少一些。我们比较担心中国的债务风险。从企业的角度来说，随着经济复苏，企业风险债务可能会下降，但它的绝对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从居民角度来说，过去中国居民债务非常低，但是现在居民债务水平增长非常快，已高于新兴经济体平均水平，所以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领域。关键是让中国保持增长而不要积累过多的债务，减少对于信贷扩张的依赖。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中国一单位的产出需要一单位的信贷，但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同一单位的产出需要四单位的信贷，所以这种依赖度在过去这些年是大幅度上升的。如何减少信贷强度？当然经济再平衡可以帮助，从投资驱动变成消费驱动。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去改善投资本身的效率。金融危机后整个经济的投资效率在不断下降，这也是为什么经济体越来越依赖信贷扩张的原因。
中国经济应该采取如下政策去更好地实现经济再平衡。首先，今后的财政政策需要收紧。财政政策这一方面的微调作用还不够好，尤其是跟结构化调整相关的政策。中国公共债务的数字非常具有争议，大家可能认为公共债务是GDP的37%，但还要包括一些可能会成为公共债务的隐性债务，比如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和政府主导的基金，它们在帮助中国政府投融资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实际上也推高了公共债务水平。它们并不真正是政府的一部分，但要确保地方政府在这一些基金倒台的时候不要过多救助，不然实际上这些债务也是公共债务。公共债务加上隐形债务占GDP的65%。
其次，要采取更宽泛和基础性的结构化政策。本质上，中国转型面临的更深层次挑战是结构性的。国民储蓄率过高，国企、金融行业还有其他领域的问题盘根错节地绞在一起。应采取的结构性政策如下：第一，需大幅降低储蓄。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大家可能会说亚洲在这一方面就是不一样的，中国就是喜欢储蓄。但是即使按亚洲的平均水平，中国的储蓄率也是过高的。这一些储蓄可以用来出口，提高全球储蓄率或者流向那些投资效率不高的领域。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是很难的，在美国教育人们更多地储蓄很难，在中国让人们少储蓄一点也很难。但可以引进个人所得税来更好的转移一些资源，利用到教育公共卫生领域，这样能够帮助中国政府和国企。
第二，国有企业对经济的拖累依然存在。国企的效率与私营企业相比不那么高效。如果考虑到国企从政府获得的隐性财政支持，那么效率比私企低更多。中国有16万7千家国企，一部分是央企，一部分是地方国有企业，它几乎占用了整个银行信贷的50%。如果50%的信贷都给了国企，那么不改变国企则信贷投资效率就无法提高。我们不是要求把这些国企私有化，而只是要求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再把那些僵尸企业关闭，让预算分配更公平一些。僵尸企业是指没有活力的公司，我们得处理它们。它们占全部公司的7%，这个数字还没那么重要，它们的债务占比更为重要。如果解决这一些僵尸企业能释放大量的资源，帮助中央政府解决债务问题，解决过剩产能，那么这种双赢局面对大家都有好处。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要降产能，在煤炭、钢铁上的关闭上做的很不错。2013年起失业率不断下降，这是取得进展的地方，但是还有其他行业有产能过剩问题。解决这一些行业的问题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债务问题、提高效率，而且还能帮助经济提高活力。
第三，降低金融部门的脆弱性。金融科技的力量很实用，为金融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益处，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金融科技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也带来问题。一些小型银行通过网上金融、批发性金融发售了很多金融产品，但是我们并不真正理解背后的风险有多大，所以对这一领域的监管政策要及时跟上。
最后，继续向浮动汇率转型。中国的汇率改革还可以进一步放开，目前是采取更灵活汇率政策的好时机。当然更灵活的汇率政策总会让人忧虑，但现在的情形已经很不错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不错，外部环境也不坏，而且中国的资本帐户管理比较谨慎严格。现在这一情形适合中国进一步地推行汇率改革。人民币现在到底是高估了还是低估了？IMF的评估结论是中国的汇率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大致是相符的，既没有被严重高估也没有被严重低估。中国的出口占到全球出口的13%，这个数字也一直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