迭代、适配与突围：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跨境支付体系变迁

2025年12月3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共同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承办的“大金融思想沙龙”（第270期）在京成功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跨境支付体系变迁”。伦敦大学学院（UCL）东亚近现代史长聘助理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经济史博士仇乙彤女士发表主题演讲，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封越健，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主任、教授兰日旭，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金融学院副教授孙宇辰，中国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雪情等嘉宾出席会议并参与研讨。本次沙龙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中国金融学会金融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何平主持。

沙龙第一环节，由伦敦大学学院（UCL）东亚近现代史长聘助理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经济史博士仇乙彤进行主题报告。她基于1920-2005年数字化跨境代理银行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重建百年全球代理银行网络，聚焦1929年大萧条、1939年二战、1949年新中国成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四大关键节点，探究重大冲击对跨境支付网络的影响。代理行是依赖Nostro账户的跨境支付系统，无需实体机构即可完成结算，核心依托法律契约与监管信任。研究发现，全球金融一体化更依赖战略整合与制度调整，经济与地缘政治的动荡会强化伦敦等金融枢纽的中心地位。四大节点中，大萧条未导致网络收缩，反而推动各国银行向伦敦聚拢，巩固其金融中枢地位；二战造成全球体系碎片化，欧洲与英美核心联系断裂，跨境支付功能严重受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通过香港缓冲带维持了与英国的稳定联系，还开辟了新合作通道，展现制度适应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则呈现网络全面崩溃特征，核心与边缘通道同步消退，无替代性结构兴起。

（仇乙彤）

沙龙第二环节，与会嘉宾围绕代理行网络、研究框架与扩展建议以及金融连接等方面展开深入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封越健针对报告中提及的“明清至今中国从未完全断绝对外贸易，始终有粮食、机器等物资进口”这一观点，提出核心疑问。他认可走私始终存在的客观事实，重点想厘清历史上中国总贸易量最低的时期，以及政府主导贸易最少、锁国程度最严重的时期。仇乙彤教授回应称，精准界定这两个 “最低时期” 难度极大，一方面完整交易记录易在政治事件中被毁，档案馆资料也存在残留与遗漏，另一方面“以物易物”贸易规模庞大且未经过传统金融机构，仅靠推荐信、港口单据完成，其统计会与传统结果产生三四倍差异，导致难以精准核算定位。

（封越健）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主任、教授兰日旭指出，中国银行1912-1929年以代理行为主，1929年后开始在伦敦等地设分行，1979年后启动并购，2008年次贷危机后加速该进程。他认同仇教授以金融危机、战争、政权变动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同时提出自己的见解：一是强调规则的关键作用，认为不参与货币相关探索可能导致后续游离于国际规则之外，历史上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演变均证明，规则制定与国家实力紧密相关，二战后英国被美国替代正是实力格局变迁的结果；二是指出跨境支付通道主导权由经济实力决定，从英国到美国的主导者更替，对历次冲击的应对起决定性作用；三是建议将次贷危机纳入研究，因大萧条前后金融危机的支撑点从实体经济转向金融，与经济结构变化相关，可丰富研究维度。此外，兰教授建议将研究拓展至文化层面，认为中西方政治、文化差异会影响国家风险应对模式，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坚守人民币不贬值与日本日元贬值的差异，背后便有文化因素作用。他还提及，自身研究已梳理中国银行相关档案，验证了不同阶段银行应对机制的差异性。

（兰日旭）

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婧结合自身边币研究提到，中国在金融发展中持务实态度，即便在边区时期，虽未明确“货币区”概念，却已践行相关理念。她还提及，民国时期章乃器、马寅初等人已对中国与全球金融连接有深刻研究。同时，她提出多个疑问，一是二战后全球金融体系碎片化与网络崩溃存谜，一战时金融机构向英国聚集使其成为枢纽，二战却呈现不同态势，虽获部分解释仍有困惑；二是中国历经战争等动荡却未与全球金融失联，核心动力是什么；三是香港的异质性与特质性，对当下中国与全球金融连接是否仍具重要意义；四是在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同世界金融连接进程中，制度建设与保持原有声誉哪个更为关键。

（李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金融学院副教授孙宇辰高度认可仇乙彤团队的跨境支付系统研究，认为其网络结构构建与年度银行代理行关系面板数据获取难度大、价值高，且结合自身查阅档案的经历，深知该研究中数据录入等工作的复杂性。基于自身研究经验，他提出两点扩展方向，一是通过定量分析，探究政治背景、银行家教育背景、双边政治关系等因素对代理行关系形成的影响；二是深入研究代理行关系破坏后，对跨境贸易等产生的经济连锁反应。

（孙宇辰）

中国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雪情指出，跨境支付此前学界关注度较低，多集中于技术与实务层面，近年因全球体系变革、疫情及新技术推动的用户需求与市场结构调整、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更高效率和安全性要求，以及俄乌冲突后跨境支付“武器化”引发的广泛关注，该领域热度显著提升。她高度认可报告的研究价值，认为历史梳理能为新问题研究提供规律与本质认知，并结合中行实践提到代理行关系是全球跨境支付体系的基础与主体模式。随后她分享四点核心认识，一是全球银行代理行体系重心多轮转移，从中世纪欧、亚、中东枢纽，到19世纪后伦敦成为中心，二战后美欧崛起，如今支付流量集中于北美、欧洲、亚洲，中、美、欧元区为前三大支付体；二是当前跨境支付体系呈现中心-外围结构，SWIFT为主要通讯渠道，美欧发达经济体主导治理，新兴市场处于外围；三是外部冲击影响显著，除报告分析的大萧条、二战等冲击外，当下技术、经济与地缘政治周期叠加，2022年末全球活跃代理行数量较十年前减少23.5%，未来趋势需重点关注；四是跨境支付与货币国际化密切相关，人民币跨境支付是其国际化的基础与关键支撑，支付效率提升对货币国际结算份额及投融资使用有正向影响，对推进人民币国际使用意义重大。

（赵雪情）

最后，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平进行了简短的总结。他称，仇乙彤教授的讲座精炼简洁，击中了跨境支付中的几个核心问题。第一，跨境支付是经济的国际交往所提出的必然要求，不会因为意识形态及盟国阵营的对立而消失。只是由于地缘政治、战争与贸易的不同境况，呈现出不同的样态。战争环境之下，跨境支付多依赖非制度化的民间贸易主体的自律活动，物物交换和推荐信中介的功能凸显出来。同时，基于地缘政治的国际关系走向的主导者，会自动地成为各国跨境支付的焦点和链接中心。和平环境常态的国际贸易，国家间金融组织之间的契约合作和组织协调塑造跨境支付体系，而其形式从代理行、分行发展到并购形成独立的跨国金融组织，与国际间形成的纯粹国际支付结算机构结合起来，支撑跨境支付。第二，跨境支付遵循固有的经济和金融逻辑。无论什么政治派别，一些基本的货币金融规律和行为规则，绝不能打破。和平时期对制度化的代币式支付建设，既便捷高效又节约成本，而在战争环境下支付选择硬通货（其价值相应上升）和而贸易选择物物交换。但关注的核心，都在同一地保持国际支付的价值稳定，重在安全和效益。第三，人类历史的经验表明，国家间的关系总是在战争与贸易两种选择之中切换。我们既要基于技术进步和国际协调的制度优化，不断改进跨境支付手段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新型工具的开发，也要预设不可控的战争形势对于国际支付硬通货的客观要求。只有这样，才是基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合意的策略应对。

（何平）

据悉，大金融思想沙龙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发起设立的高层次学术沙龙，沙龙立足中国实践、紧跟国际前沿，为推动新时期“大金融”学科建设，深入开展“大金融”理论、政策与战略研究搭建高水平、专业化、开放式的学术交流平台。黄达教授是新中国“大金融”思想体系的首倡者和设计者。世纪之交，他针对经济金融全球化对中国金融学科建设提出的新挑战与新要求，重构基于中国实际的金融学科框架，首倡并系统设计“大金融”学科体系；几代学人在此基础上不断传承发扬，主张金融与实体经济相结合、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相结合，具有鲜明“人大学派”特色的重大理论创新体系日渐形成。

观点整理：余植巽

统稿：余植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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