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颖刚：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与有治社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只有运用系统思维和系统方法，才能从整体上综合地、全面地分析政府、市场和社会这一个复杂、动态的系统。在原始形态的社会，人类集群而居，没有市场和政府。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剩余产品和交换日益普遍，产生市场以及管理社会和市场的政府。在中国传统政治经济体制下，政府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参与者，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主体，其基本作用是提供和维护社会秩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是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的关系。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资源配置的两种主要方式，两分法十分流行。黄先海和宋学印（2021）认为政府和市场关系经历过3次大的型式变革，即基于古典经济学的守夜型政府、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规制型政府和基于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型政府，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框架下提出了赋能型政府。也有学者认识到政府、市场与社会既有各自的不同，也有各自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田国强（2015）认为政府、市场和社会对应国家治理的三个基本要素：法规治理（governance）、个体激励（incentives）和社会规范（social norms），需要各就其位和互动互补。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政府与市场的两分法和人类社会的现实相距甚远，忽视了社会结构，简化了原本复杂的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其著作《经济与社会》中提到，“政府—社会—市场”的三元框架，政府作为合法暴力的垄断者，代表着法理型权威（rational-legal authority）；市场则建立在工具理性的计算基础上，通过价格机制实现资源配置；而社会领域则承载着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更多地涉及价值理性（Weber，1978）。这种三元结构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在资本主义时代，市场的扩张会导致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所有社会关系都被简化为可计算的利益关系，人的情感、道德和价值判断被边缘化，市场过度扩张经常凌驾于社会与政府之上。政府规制与社会规范往往试图限制这种过度扩张，但同时又不能完全否定市场机制的高效率。

自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以来，有一个潜在的市场模型，假定人们是自利的个人，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动机，国家及其治理体系被设定为这个框架中的局外人。在19世纪晚期，这种模型开始主导西方经济思想，包括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派。在“理性经济人”的基础假设之上，西方金融理论普遍围绕货币中性假说和有效市场假说展开。但货币和金融在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的作用远远大于这些假说所能解释的，因此，一些金融理论在强调理性人的假设下引入金融摩擦，另一些理论则基于行为金融考虑非理性行为的影响（周颖刚和刘航，2018）。这些理论都没有摒弃私利最大化的基本假设。

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提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概念修正“理性经济人”的基础假设，认为决策者在复杂环境中受信息不完整、计算能力有限及注意力稀缺等因素制约，通常采用“满意准则”而非绝对最优解进行决策（Simon，1955）。自从有限理性概念提出半个多世纪以来，主流经济学在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的分析框架中将西蒙提到的这三方面研究全部吸收了。

要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应当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前提出发，特别是在辨析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两个结合”），提出中国经济金融学的原创性概念。一方面，正如习近平在“5•17”讲话中强调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习近平，2016）。另一方面，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根植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2025）。

基于以上分析，周颖刚（2024a）提出“有爱社会人”这一原创性假设，认为个人有利他的动机和行为，会考虑社会的福利，愿意付出一定的努力以促进社会的和谐。需要指出的是，“有爱社会人”假设并不是完全摒弃“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正如劳动具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二重性，“理性经济人”和“有爱社会人”是相互补充的关系。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金融工作的“八个坚持”、做好“五篇大文章”、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并将其概括为“五要五不要”。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是搭建中国自主的金融学理论体系的“四梁八柱”。从核心属性来看，政治性、人民性、专业性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三大鲜明特性。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金融工作政治性、人民性”，这是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观点。

目前，理论界大多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括为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的经济。本文认为，应该坚持系统观念和两个相结合，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出发进行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决策主体是“理性经济人”和“有爱社会人”的结合，包括个人和企业等微观主体。在此假设基础上，本文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理论体系的学理创新归纳为“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和“有治社会”这一“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且与上述三大核心属性基本吻合：有为政府对应政治性，有治社会对应人民性，有效市场对应专业性，如图1所示。

图1 “三有”金融理论体系框架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1]“有效市场”被置于“有为政府”之前。首先，提升金融工作的专业性，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这是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有效的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包括覆盖银行、证券、保险等领域，种类齐全、竞争充分的金融机构体系和涵盖资本市场、保险市场、货币市场等领域，多层次、规则统一、监管协同的金融市场体系。

其次，提升金融工作的专业性，要促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走深走实。应进一步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疏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促进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持续推进多层次外汇市场体系建设。周颖刚和陈世渊（2013）认为，应进一步发挥国债市场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作用。同时，周颖刚等（2019）的研究采用网络分析计量模型，让汇率的市场数据说话。结果表明，自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这得益于人民币的市场化改革及其在全球货币体系中保持相对稳定。

再次，提升金融工作的专业性，要扩大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国内金融业展开良性竞争，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促进金融资源有效配置。在中国没有放开资本项目管制的背景下，离岸金融市场可以弥补国内金融市场的不足，为国内金融机构参与国际业务、国内企业“走出去”提供重要平台，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享受到跨境资本自由流动和金融市场完全开放的收益。中国金融企业“走出去”应配合我国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进程，出台“离岸银行”“离岸证券”“离岸保险”减免税政策鼓励中资银行、基金、征信等金融机构“跟出去”国际化。遵循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到国际化的发展路径，可在中国周边国家或者具有良好的经贸往来和产业链基础的国家和地区培育人民币真实需求，并提供政策的有力支持。

最后，提升金融工作的专业性，要推动金融运行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金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金融体系效率和竞争力，需要严格依法办事，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充分借鉴和吸取国际金融有益实践和危机教训，趋利避害，为我所用。研究表明，政府干预需要相机抉择，最根本的是要提高市场的有效性，致力于解决市场不完备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交易成本问题。因此，新时代的社会主义金融应始终遵循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激励和引导金融机构行为。在法治化框架下开展金融管理和服务，依法行政，依法保护产权，弘扬契约精神，维护市场秩序。

[1] 具体论述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6页。

政治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区别于西方金融模式的本质特征之一。首先，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最核心的是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由“有为政府”保证金融发展方向。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事关国计民生，只有代表人民根本利益和国家发展方向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领导金融工作，才能彰显政治性，确保人民性，解决金融运行突出矛盾，真正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有为政府应坚决遏制金融业盲目逐利、自我循环、“脱实向虚”等不良倾向，同时，社会主义金融必须服从国家战略安排，积极服务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重大战略，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新引擎，为实体经济持续注入金融源头活水，服务民生保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其次，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要将防控风险作为金融永恒主题，需由“有为政府”进行有效监管。金融是经营管理风险的行业，自带风险基因，一旦发生货币金融危机，风险将通过多层嵌套的金融网络迅速蔓延至数量巨大的家庭和企业，给经济社会稳定带来极大冲击和挑战。事实证明，只有国家和政府力量才能在事前对复杂金融体系施加外部监管约束；在事中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予以救助，阻断风险传染路径；在事后重塑经济主体信心，恢复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尽快摆脱危机影响。“有为政府”要从政治安全的高度认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极端重要性，按照党中央确立的“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基本方针，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建立防范化解风险长效机制。

第三，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要以改革开放作为金融发展根本动力，由有为政府推进金融制度创新和应对国际金融竞争。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这需要一个强有力政府立足国情，进行金融革命和创新。改革开放是我国金融业由大到强的根本途径，在当前美国和美元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下，金融制裁已成为大国博弈的常态化工具和经济武器，必须由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承担起坚持货币主权、应对国际竞争的任务。

人民性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区别于西方金融模式的本质特征。首先，坚守金融工作的人民性，最本质的是树立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资本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我们党领导的金融事业，归根到底要造福人民，与一些国家金融为资本服务、为少数有钱人服务的本质截然不同。”（习近平，2026）这一初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时期都充分体现，使金融事业起于为人民服务，兴于为人民服务。新时代的社会主义金融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质金融服务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破解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彰显社会主义金融的人民本色。此外，要注重发挥社会（人民）的力量，加强对资本的社会监督，引导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那些从市场角度看来无利可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其次，坚守金融工作的人民性，要做好普惠金融大文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切实解决贷款难贷款贵问题。”为传统金融难以触及的客户提供金融服务，从而扩大金融服务的可得性、覆盖率和满意度，对于支持小微企业经营、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至关重要，有利于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全社会的共同富裕（张栋浩和刘锡良，2023）。

最后，坚守金融工作的人民性，要建立公共基金分享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增长。这个“公众基金”的作用远不止稳定资本市场，而是建立起直接向大众分配财富的渠道。“公众基金”可以独立设立，也可以依托养老基金、社保基金、医疗保险等有个人账户、可以覆盖“全体国民”的机构（赵燕菁和周颖刚，2016）。初始资本可将国有企业一定比例的资产或利润直接划归养老或社保基金，让全民共同分享国有资产的收益，体现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平均地归全体人民所有，人人均有一份与生俱来的“财产”及其收益，并随着国有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发展而不断增长（杨斌，2025）。

金融还可以通过创新企业治理和社会治理来营造有治社会。胡国栋和王天娇（2022）基于晋商乔家字号的案例研究，发现乔家字号以儒家共同体思想为社会价值观基础，以儒家义利观为商业伦理，将情感、信任等社会因素嵌入经济组织之中，其身股激励形成了构建“地缘文化共同体—社会身份共同体—经济利益共同体”的生成路径，在此基础上抽象出中国古典企业的共同体式身股激励以“价值生成—制度耦合—利益强化”为逻辑进路的内在机理。丁骋骋等（2024）基于F农商行“山城办事员”的案例研究，发现这一金融创新则由农商行通过“倒贴钱”方式提供公共品，延伸了基层治理体系，达到了市场—政府—村社良性互动、提升农村治理水平的效果。它不同于乡村振兴背景下其他商业银行的普惠金融模式，也不同于市场化的公共品供给模式。这一经验现象不仅折射出中国金融体系中商业银行的独特功能，也体现了“以义取利”的金融文化。

本文在辨析西方主流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出发进行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提出“有爱社会人”这一原创性概念；并基于系统观念认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初步创新构建“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和“有治社会”这一中国自主的“三位一体”金融学理论体系，包括提升金融工作的专业性、增强有效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坚守金融工作的人民性、营造有治社会，分别对应专业性、政治性和人民性、体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三大鲜明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