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煜：“十五五”中国银行业国际化战略建构与路径创新

目前，中国银行业资产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多家机构入选系统重要性银行。然而，规模体量并不等同于核心竞争力——后者体现在全球资源配置、价值创造和风险防控能力上。尽管以中行、工行为代表的大型银行已在全球布局上取得长足进步，与国际领先同业相比，中资银行在国际化上仍存在显著差距：

一是海外营收贡献度偏低。除个别银行海外营收占比可达20%至30%外，多数仍为个位数，且主要来自港澳地区。这与汇丰、渣打等全球性银行形成明显反差，也落后于摩根大通、花旗等深耕本土但实现全球化布局的欧美同业。核心利润来源高度依赖本土市场，表明中资银行的国际化仍处初级阶段。

二是海外扩张的渗透深度不足。物理分支机构数量的增长并未有效转化为充分的市场影响力和本地化服务能力。多数海外分支机构仍以服务华人社区和“走出去”中资企业为主，对当地主流市场的渗透和品牌影响力建设进展缓慢。

三是海外盈利模式单一。海外业务利润仍高度依赖传统存贷利差和贸易融资，且多服务于中资企业，尚未开辟独立于本土的利润来源。全球财富管理、投资银行等高附加值收费型业务占比较低。

四是全球服务能力与客户需求不匹配。大型企业的全球化经营对全球现金管理、跨境投融资、跨境并购等复杂金融业务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广大中小企业和跨境电商更渴望获得一站式、低门槛、高效率的普惠性金融服务。银行业现有的产品体系和服务能力尚难以兼顾多元化市场需求。

五是本外币一体化经营能力不足。部分银行缺乏对离岸市场规则、多币种资金管理以及跨境担保等复杂产品的深刻理解和运用能力，境内外机构往往各自为战，难以形成“一点接入、全球响应”的合力。

“十五五”时期，我国传统商品出口模式加速转向产业链出海模式，中资企业陆续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这意味着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从简单的贸易结算，扩展至海外建厂、跨境并购、供应链整合等复杂的投融资需求，为银行业国际化提供巨大机遇。与此同时，地缘政治风险抬升、金融市场波动加剧、产业变革快速迭代、银行盈利水平下降，对银行的风险管理、盈利模式和综合服务能力构成前所未有的考验，支撑银行国际化运营的“软实力”存在短板：

一是国际文化与合规的适应性存在鸿沟。中资银行可通过并购快速扩张，但“买来”不等于“管好”，将被并购机构整合为既有母行认同感又具本地响应力的企业还存在难点。中资银行的合规体系在适应东道国多变的监管要求，特别是地缘政治带来的合规风险时，显得不够灵活深入，在国际市场构建可信任的“专业伙伴”形象仍需时间沉淀。

二是全球化资产配置与业务布局存在瓶颈。中资银行海外研究力量普遍薄弱，对当地市场的深度洞察力不足，基于属地化需求的产品深度定制能力有待加强。各业务条线在服务跨国客户时，全球协同效应发挥不到位。科技平台的全球化支撑力不够，跨时区、跨币种、多资产类别交易和风控的科技支持能力有待提升。

三是人才体系国际化成为短板中的短板。我国银行业普遍缺乏两类人才：具有丰富国际市场经验、卓越跨文化沟通能力的高管；深谙本地市场、通晓本地法律、熟悉国际业务的专业人才。境外机构外派人员队伍整体专业素质有待提高，本地员工的参与度和成长性也需更多关注。

面对当前形势，银行业必须在经营理念上实现系统性转变。过去中国银行业长期基于国内自身发展，主观上未将国际业务作为主要阵地。当前，中国的金融业已进入新发展阶段，必须伴随中国企业“走出去”、伴随中国利益全球布局，采取跟进战略，服务国家战略。银行业的国际化进程，正从过去的“顺势而为”转向“主动进取”的关键期。

在对外开放新格局中，商业银行应体现差异化、分层次的发展思路，找准战略定位。大型商业银行作为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体系的压舱石，应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主动服务国家战略，聚焦护航大型企业“走出去”、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迈上新台阶，在全球金融竞争与合作中展现中国银行业的“门面担当”。而中小银行则可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细分领域，在贸易融资、跨境支付、财富管理等赛道打造特色产品，形成与大型银行错位竞争、优势互补的良性发展格局。

在国际化路径的选择上，商业银行应立足自身禀赋，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无论是采取自建机构的稳健拓展，还是通过并购实现弯道超车，关键在于对自身强项与短板有清醒的认知，对东道国市场有精准的判断。国际化不是国内业务的简单延伸，更不能将国内的“内卷式”竞争引入国际市场。

服务“走出去”的中资企业客户是中资银行国际化经营的起点，也是特色优势和立身之本，这一基石必须持续巩固。然而，若仅止步于此，便难以蜕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金融机构。深耕当地主流市场与高增长潜力客群，不仅是立足海外的根基所在，更是未来利润的增长极。这意味着随着国际化进程加深，有必要将服务触角延伸至本土优质企业、主流个金客群，真正融入当地经济。

面对对外开放新局面，商业银行亟须构建以客户为中心、境内外一体化、前中后台高效协同的服务体系，从单一的“资金供给者”转型为综合化的“资源整合者”。这意味着银行不仅要提供信贷支持，更要打通跨境金融、投资银行、财富顾问、风险管理等多元服务，成为客户在全球市场中配置资源、链接机遇的核心枢纽。

打破内部壁垒，以“一个银行”理念重塑运营体系。构建高效的利益共享与协同机制，在深化协同中，着力提升全球布局、全球产品、一体化营销及跨境人民币四大能力，推动商投行、公私、本外币及集团内部一体化，确保无论客户身处何地、有何需求，都能感受到一个整合、协同的银行在为其服务。例如，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均推行“一点接入、全球响应”，显著提升了响应速度与服务效能。

构建全周期投融资生态，将服务触角延伸至项目全生命周期。在项目前期，为企业提供国别风险指引、税务筹划、法律合规咨询，帮助企业少走弯路。在建设期，提供项目贷款、银团贷款，与政策性银行、多边金融机构开展合作，实现风险分担。在运营期，针对海外项目日常运营需求，推广全球现金管理服务，如工行推出的“工银全球付”，实现全球资金的统一视图、统一调度和高效归集，帮助企业降低财务成本，提升资金效率。

打造旗舰级的全球财富管理能力。全球财富管理有望成为中资银行国际化的关键突破口。这不仅是高附加值的收费型业务，更是与高端客户建立深度信任、沉淀长期关系的战略高地。要充分发挥境内外网络协同优势，构建开放式的全球产品货架，汇聚顶尖资产管理能力。更重要的是，推动服务内涵从单一投资建议向全维度解决方案跃升，将保险、信托规划、家族治理、慈善安排、税务筹划及跨境继承等融为一体。

新技术革命正深刻重塑国际贸易形态，商业银行的跨境金融服务亟须以人工智能与数字化技术为核心驱动力，实现全维度升级。在前端，应用AI客服与智能投顾优化客户体验；在中台，强化AI反欺诈能力与大数据挖掘，提升风控精准度与客户洞察深度；在后台，推广流程自动化，筑牢运营效率基石。

积极开发场景化金融产品。运用开放银行思路，通过API接口与跨境电商平台等核心场景深度对接，获取数据。如中国银行推出的“中银跨境e商通”系列产品，通过与支付机构、跨境电商企业等平台型客户API对接，支持批量化结算，有效满足跨境电商小额、高频业务结算需求。此外，依托实时获取的交易、物流、资金流等多维数据，基于订单信息提供秒批秒贷的融资服务，并探索海外仓存货质押、预期收益权质押等创新模式，让金融服务融入贸易全链条。

从风控体系建设来看，应加快打造统一的智能化风控平台，推动风控能力进业务、进场景。建立数据驱动的风险预警体系，整合公共数据、交易数据及国际征信机构信息，形成多源数据交叉验证机制。在全球运营中，数据合规与网络安全是不可逾越的前置底线，必须投入足够资源，确保在所有运营市场都能满足监管要求，为业务拓展保驾护航。

金融机构国际化进程中，影响面最大也是最难以防范的风险是国别风险。与一般的商业风险不同，由国别引发的政治风险是系统性的，一旦发生可能带来巨大甚至完全的损失。因此，银行业首先要做好对国别风险的研判工作，对自身海外拓展做好相应的风险工具准备。传统的国别风险评估模型时变性较差，在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时响应欠佳。在此背景下，可利用AI技术对东道国政治风险、自然灾害、经济形势等指标进行实时监控和自动预警，将风险管理由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变。目前国内已有企业级风控平台推出“世界风险地图”和“AI风险解读”等工具辅助决策。

在传统风险类型中，尤其需要关注汇率风险。针对汇率波动加大、企业避险需求激增的趋势，大力发展外汇衍生品业务已成为银行业的必然选择。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2025年企业利用外汇衍生品管理汇率风险的规模逾1.9万亿美元，较2020年翻了近一倍；企业外汇套保比率达到30%，较2020年提高8个百分点。未来商业银行还要进一步增强相关产品创新能力，降低自身风险暴露水平。

高度重视ESG风险管理。ESG原则日渐成为全球银行业的核心理念。在开展国际业务时，应将ESG理念全流程嵌入风控体系。首先，需将ESG标准硬性纳入授信审批流程，建立评分体系，在尽职调查、审查审批、用信审核及贷后管理中全面评估客户ESG风险。其次，开发数智化系统实现动态监测与智能预警，对企业的ESG关键指标进行实时跟踪。同时，将ESG理念深度嵌入境外绿色债券发行—认证—上市全链条。

合规风控体系的全面升级与本地化嵌入，是商业银行国际化行稳致远的生命线。必须严格落实金融监管部门关于加强中资商业银行境外机构合规管理长效机制建设的要求，健全跨境合规管理机制，提高跨境合规管理有效性，实现境外机构安全稳健运行。当前，国际银行业合规监管日趋严格，中资金融机构在境外时常因触犯合规问题受到处罚，特别是在反洗钱等领域；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博弈加剧、数字货币兴起带来了一系列新型合规挑战。面对这一形势，必须对标国际标准，投入资源建设全球化、前瞻性的合规风控体系。

境外机构必须妥善平衡经营目标与合规要求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要赋予海外分支机构充分的业务决策权与灵活性，通过缩短决策链条，提升对本地市场变化的敏捷响应能力；另一方面，要在关键区域强化本地合规专家团队的权威性与独立性，确保合规管理深度契合当地监管要求与文化土壤，而非简单套用国内模板。

深度推进文化融合战略。提高高级管理层和关键业务岗位中本地优秀人才及外籍人才的比例，尤其重视培养兼具中国商业底蕴与国际规则视野的“双料人才”。通过建立跨文化内部培训、双向轮岗机制等，将文化融合从理念转化为日常管理实践。

以品牌建设构筑全球信任根基。通过支持本地重大项目、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组织活动，逐步积累品牌的美誉度与公信力。同时，建立与本地媒体、监管机构和智库的有效沟通机制，主动展现透明度与负责任态度，在全球舞台上塑造可信赖的金融机构形象。

系统性地加强国际性人才培养，是金融机构国际化的基础性工程。这种培养不仅要从金融机构内部着手，还应建立产学研一体化的培养机制。高校是金融人才的摇篮，但当前金融教育与现实需求存在差距。金融机构有责任反向赋能教育体系，将国际化经验融入教学，通过案例教学、实践基地等，将人才培养从大学延伸至境内外机构，实现双向支撑。

强化复合型人才储备。国际化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科技等多维度，难度远超国内业务。尤其需要两类紧缺人才：一是既懂金融又通法律的复合人才，以应对海外复杂的合规挑战；二是具备科技与业务双向思维的金融科技人才，在技术与业务之间穿针引线。要把各学科的专业人才和复合型人才汇聚在国际化机构中。

对于国际性金融人才，要坚持自主培养和外部引进相结合。一方面从业务实践中自主培育国际化人才；另一方面，在确保国家金融安全的前提下，积极从国际顶级机构引进可靠人才，为我所用。

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和管理机制。配强境外机构管理层班子和业务核心，并保持合理稳定性，强化其长期深耕预期；推动外派员工与当地招聘当地使用的员工形成整体合力，实现从“走进当地”到“融入当地”的跨越。

对于大型商业银行，要提升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研究能力。大型商业银行的研究不能仅服务于内部决策，更要以战略性、国际性、前沿性成果彰显银行实力，影响市场预期与宏观政策。境外金融机构应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金融业的权威信息窗口，通过重塑研究体系、对标国际一流机构研究水准，主动塑造有利的舆论环境。

中国的银行业应该形成集体力量，在中国金融主管部门的指引下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特别是在绿色金融、数字金融等新兴领域，建立起规则话语权。既要吃透现有国际规则，也要将中国成功经验对外输出。通过参与多边开发银行、区域金融组织等平台，持续提升在国际金融秩序中的影响力。

从国家层面健全海外风险分散与化解机制。完善再保险制度，实现对海外资产风险的有效对冲与分散。随着国家利益在全球延伸，政府应采取多元方式保护中资企业与金融机构的海外权益，避免因重大国际形势变化遭受系统性损失。当重大国别风险发生时，避免由相关微观经济主体独自承担风险损失。

完善金融基础设施配套。升级CIPS系统功能，拓展直接参与行服务网络，推动与主要贸易伙伴本地支付系统直连。推动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场景的探索应用，积极参与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建立数据分级分类管理制度，对核心金融数据、敏感个人信息及关键基础设施数据实施严格的本地化存储与出境限制，同时建立持续的数据资产识别与动态分类分级机制。

实施差异化监管，对金融机构海外布局给予针对性支持。在落实“五篇大文章”中实行差异化考核，引导银行业各司其职、各展所长，即使是大型商业银行也不要求做“全能冠军”，鼓励其综合化、国际化经营。综合考虑境内外金融业政策要求和实际情况，优化境外机构薪酬体系；针对早年出海机构至今仍租赁办公场所、不利于品牌展示以及亟待强化金融安全与信息系统建设等情况，需对海外购建自用设施的审批政策进行优化。

作者信息：

罗煜（IMI特约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副主任）

来源：

《现代金融导刊》2026年第3期

• 直播入口 | 人工智能赋能金融：效率提升与风险治理（4月11日）

• IMI研报 | 更加积极有为：“十五五”开局年的政策协同与新范式

• 管涛：直面中东风险外溢， 稳住中国经济基本盘

• 海外之声 | 欧洲央行重磅报告“地缘经济碎片化下的金融稳定风险”

• 荐读•赠书 | IMF原秘书长林建海《走向世界：我与IMF的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