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强、王剑：新一轮金融对外开放走向落实，对国内市场冲击有限
“新一轮金融对外开放走向落实”
IMI研究员曲强向IMI撰稿认为2017年以来，随着跨境资本流动和外汇供求基本平衡，各项指标和预期向好，金融环境逐渐稳定。随着近平主席在博鳌宣布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我国金融对外开放工作也在进一步具体落实。
近日国家外汇局表示，将推进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改革，同时根据需求形势，拟增加沪、深两地QDLP（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和QDIE（合格境内投资者境外投资）总额度。并要完善这些开放机制中的宏观审慎管理、完善监管、防范资本跨境流动风险等。下一步更要稳推资本项目可兑换，促进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包括股票和债券市场对外放开，完善债券通，研究沪伦通，进一步支持沪港、深港通交易。完善各项外汇管理制度。积极支持国内主体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促进外商来华投资，健全开放和有竞争力的外汇市场。
QDII、QDLP等机制的新一轮改革措施与态度有利于未来金融走出去的大格局。
第一，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保守主义盛行。尤其是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贸易与金融上开始收缩，全球贸易与金融规模都将下降。这将利空全球整体经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我们适时提出进一步扩大开放，可通过积极走出去，弥补发达经济体收缩留下的经济空间。这同时也必将鼓励人民币国际结算，实现人民币和中国金融进一步与国际对接。随之深化金融放开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了。持有人民币及资产的外国机构与公民有了投资中国市场的需求；而顺差下的中国机构与百姓手中资金也需要更多增值保值机会。
推行资本账户可兑换与更多开放措施需渐进可控、讲究步骤。瞬间全部放开，会带来诸多的风险。各国经验与实证已充分证明，对于新兴经济体尤其如此。因此我们选择的是：请进来先，走出去后；控制额度、先小后大；划定门槛，先大后小；市场建设由浅到深，开放程度不断扩大。QFII、QDII、QDLP等机制就是在这一设计思路下，逐步开放的重要工具。
过去几年，我们在QFII、RQFII等“请进来”改革、以及沪港、深港通等“双向机制”上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果。现在改革的重点继续落在了“走出去”上。QDII主要依靠中国机构将中国资金投向海外二级市场。如说QDII具有公募属性，那么QDLP更类似于私募版“走出去”机制，由境外资管在华设立分支。境内募集、海外投资。可投范围更大，潜在风险回报更高。
通过循序开放，一方面境内机构、个人可获得更多保值增值渠道。另一方面，这些开放机制有利于国家平衡国际收支，有效利用外汇储备，发挥了试点作用。
过去两年由于汇改及国际宏观环境出现波动。为了维护金融稳定，“走出去”改革暂停片刻。去年以来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等各项指标不断企稳，现在重新恢复相关工作意义重要。让资本流动循环起来，才能更大发挥其作用。同时这也是央行重新恢复到中性外汇政策的一个表现。资本账户的放开是一国崛起、走向全球化的必由之路。中国资本市场，由内到外，由小到大，摸着石头过河，前进的同时，也时刻注意防范风险。我们不会因短期波动而停下长期步伐。要不断改革和、推进“走出去”的渐进机制：培育国内机构适应国际市场，适应国际规则、习惯及风险；同时引导境外机构熟悉中国市场、监管规则，服务中国投资者，与中国共享发展。
下一步的关键点：
一、资本账户开放是引入宏观审慎框架的重要方面。中国M2供给的一个重要渠道是外汇占款。外储暴涨会导致被动发钞，本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资产价格上升，市场过热。这时需将国内资本，有序合理投资出去部分；而当一国外汇减少，经济增速减慢，资本市场降温时，可以通过“走出去”机制在全球其他地区寻找投资获利机会，弥补国内收益不足。根据经济周期、货币宏观条件，利用好金融开放工具，相机调整国内资本丰欠水平，是实施宏观审慎可探索的一条途径。同时，对于参与的主体机构，也需给予指引。如，在经济上行的后期，资本充裕，但收益率和波动性都降低。一些机构可能会大举出海，急于业绩而追涨杀跌。甚至利用境外低利率、低汇率，大举背负外币杠杆。一旦形势反转则会面对巨大风险。同时，由于涉及海外市场，全球与中国宏观因素的互动也不可忽略。
二是此次改革措施中，微观审慎因素也被进一步考虑。如，此次改革中提出按照各经营主体的类别重新审核他们的额度等，通过动态把握机构的每年额度。结合宏观审慎框架，主管机构可对机构行为进行引导。不同类型的基金，根据其主体类别和投向市场。应给予统一协调、但有区分的监管政策。过去QDII主体有银行、保险、券商、基金等，由各自主管的“三会”分别制定“出海”监管政策，存在政策盲点。在当前“一委一行两会”新框架下，规则应有再设计。如，在美国，股票市场是融资主要市场，而在很多亚洲国家银行、保险市场更大。前往不同市场、国家的QDII主体各应如何定额度？QDLP的海外机构的行为应如何约束？都需要研究和决策智慧。
三、如何引导基金进行合法海外投资，避免热钱借道逃出，甚至洗钱行为发生。而在设计复杂监管机制，进行积极主动管理的同时，如何尽量减少有形的手干预，尊重市场规律，让机构们适应国际市场运作，迅速成长成熟。同时也让中国的市场、政策法规尽快适应国际机构的到来。此间平衡取舍，也需磨合中不断总结改进。
无论是发放QDII新额度，还是扩容QDLP、QDIE总额度，都是中国进一步落实市场开放政策的扎实步骤。这些机制将与其他已有渠道形成有益补充，使投资主体、方向和范围上更丰富，资本开放体系也更加完善成熟。开放是必然趋势，当局应步伐坚定，徐图稳进。境内外相关机构，也应更目光长远、积极配合，更好与中国共进共赢。
“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对国内市场的冲击有限”
IMI研究员王剑向IMI撰稿认为，从以往实施的对外开放政策的效果来看，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后，在传统金融业务上难以与长期稳定发展的内资金融机构抗衡。在目前金融监管趋紧的环境下，扩大对外开放预计不会对国内金融市场带来太大的冲击。
银行业方面，引入外资的竞争机制，将有利于促进行业良好稳健发展，提高国际化程度。外资银行在我国过去近十年的表现乏善可陈，其原因可能是外资银行的网点少，难以深入三四线城市，传统存贷款业务客户量少，缺少良好的用户基础，无法与中资银行全面竞争。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目的是服务其本国企业在中国的经济往来，扩大对外开放后，对国际经贸的促进作用将大于外资注入对银行现有发展格局的冲击。保险业方面，扩大开放并不会对国内保险市场的竞争格局造成较大影响。因为外资险企品牌的认可度往往在于高端客户领域，但其品牌认可度在广大的中产阶级中并不高。外资险企在经营网点设置上不具备优势，搭建代理人团队是外资险企本土化最为困难的一个环节，非短期内能够达成。长期而言，外资险企很难以“特色化、小而精”的战略定位，从国内市场分走一大杯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