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内容摘要如下：

「卷首」

李若谷：警惕中国储蓄率过快下滑的趋势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较高的储蓄不断转化为投资，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中国高储蓄率状态不会一直维持下去。2010年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率已经开始下降。据IMF预测，在2022年之前，中国国民储蓄率将持续下降至接近40%的水平（图1）。金融危机后，中国快速增长的债务（主要是国内债务）与高储蓄的支持密不可分。中国储蓄率如若出现过快下降，会给经济结构调整和金融稳定带来深刻的影响。……

汪天都、孙谦：传统监管措施能够限制金融市场的波动吗？

金融市场传统监管措施的拥护者认为这些措施可抑制过度投机和投资者的过度反应，防止价格剧烈波动，有助于金融稳定。反对者则认为这些措施会阻碍价格发现，降低流动性，反而可能加剧波动。本文分析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波动性特征，将总体波动率分解为系统波动率和超额波动率。通过追踪监管政策变化的事件，对交易税、杠杆限制、卖空限制、涨跌停板、T+1交易和IPO限制六种监管措施的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它们并没有起到抑制波动的作用，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降低了市场的流动性。建议参考国际成熟做法，逐步改革、放松或取消这些传统监管措施，进一步促进中国金融体系向市场化方向发展。……

许宪春、余航：全面客观理解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

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是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的重要议题，也是本次贸易摩擦的关注焦点。准确把握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特征，能为中美双边协商和政策制定提供事实依据。本文从四个方面讨论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一是从贸易总值统计的角度，二是从中美贸易不平衡贡献者的角度，三是从跨国利润转移的角度，四是从贸易增加值统计的角度。计价方式、转口贸易、贸易加成、旅行项目中包含货物等因素导致美方高估了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且中国对美迅速上升的服务贸易逆差缓解了双边贸易不平衡。外商投资企业特别是美方投资企业既贡献了很大一部分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还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中美贸易顺差记录在中国，但贸易背后的利益顺差多在美国，总体上双方均实现了互利共赢。本文针对贸易增加值统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出了用贸易增加值统计衡量中美贸易的建议，并简要讨论了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

刘伟、张立元：资源配置、产业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的分析

本文旨在测算、分析中国经济及各产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和年均增长率、产业结构高度及其合理化程度，再结合其他37个国家的相应数据进行国际比较。本文依据真实经济周期模型推导出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程并构建了测算产业结构高度及其合理化程度的两个指标。本文发现，由三大产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之间的差异和部门间规模巨大的人力资本转移而形成的“结构效益”，能够合理解释中国经济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较高但三大产业部门却处在较低水平甚至负增长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经济事实。本文从数理逻辑和经验研究两个角度验证了“产出增长率效应”和“结构效益”的存在。本文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中国经济产业结构高度及其合理化程度均大幅落后于多数高收入国家。……

论文利用面板数据对“金砖五国”资本账户开放、制度质量与资本外逃进行了研究，从总体开放度、资本流入方向和资本流出方向的开放度三个角度考察了过去16年来 “金砖五国”资本账户开放、制度质量与资本外逃的关系。研究表明：资本账户总体开放度的提高并没有导致资本外逃的增加，相反起到了抑制作用；跨境资本流出方向开放度的提高会促进资本外逃，跨境资本流入方向开放度的提高会抑制资本外逃，由于“金砖五国”较好地控制了流入、流出方向资本开放的速度和程度，使得总体上抑制效应大于促进效应；在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中，制度质量的完善，特别是有关合同保护、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质量的提升，能够有效减少资本外逃。……

郭田勇、杨帆、李丹：基于DSGE模型的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研究
——兼论货币政策的应对

本文着力研究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货币政策应当如何应对。为此，本文构建了DSGE模型对比分析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传导机制，结果显示在信息不对称和有限债务的条件下，银行存在着道德风险，会过度地主动承担风险。为应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造成的低效率，本文设计了“最优”货币政策规则：货币政策应适当容忍通货膨胀的波动，优先关注实际利率，以降低由银行风险承担行为所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

原磊 、邹宗森：企业异质性、出口决策与就业效应
——兼论对中美贸易战的应对

本文采用PSM方法，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考察了企业出口和贸易方式选择、产品种类和目的地选择以及转型升级等出口决策产生的就业效应。研究发现：2005-2009年间，新进入国际市场企业在出口后产生了持续的显著的就业促进效应，采用替代指标以及纳入全部出口样本企业后，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区分企业技术密集度、规模、所有制、地理区位等企业异质性属性后，发现出口组中的中高技术企业、大规模企业、民营和外资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就业促进效应要显著高于非出口组中相同属性的企业；此外，企业调整出口额、选择不同的贸易方式、调整产品种类和目的地以及转型升级决策均会影响就业水平。针对当前中美贸易战，中国在制定政策时应优先考虑就业目标，实施交叉补贴的关税政策，适当支持和鼓励加工贸易发展，并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