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陈雨露：深刻理解和把握金融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金融是国家经济的血脉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迫切需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同时强调"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并对奋力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作出战略部署。金融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进金融强国建设的迫切要求，也将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我们要深刻理解和把握金融高质量发展，从而为更好地推进金融事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奠定基础。

易先忠，潘锐：产业数字化对本土需求引致创新的强化效应--科技强国建设的优势途径

把握撬动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的杠杆，需要找准并充分发挥推动自主创新的“国家特定优势”。国内需求优势和产业数字化的领先发展是当前中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特殊优势。本文回归创新源泉，提出产业数字化通过助推“需求引致创新”从而赋能科技强国建设的新命题。通过跨国投入产出表测算各国各制造业的本土需求和产业数字化水平，并与WIPO 国际专利分类(IPC)数据匹配，利用“国家-行业”层面数据考察了产业数字化对本土需求引致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既便在开放条件下本土需求仍然是引致创新的重要源泉，产业数字化通过提升供需匹配程度和提高研发效率等途径显著强化了“需求引致创新”效应，但这一强化效应受到基础科技能力和市场成长性的制约。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制度环境不完善会抑制“需求引致创新”效应，而产业数字化可以缓解市场制度环境不完善对“需求引致创新”的制约效应。本文的研究从创新源泉视角拓展了产业数字化赋能创新的新途径，对发挥国内需求在科技强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新政策启示。

贝泽，程欣，周颖刚：人民币货币锚地位的动态变化及其驱动因素

本文使用网络建模方法，根据货币汇率的互动关系构造了全球汇率传导网络，以反映全球货币之间锚定关系的结构演变。在此基础上，构造了衡量货币锚地位的指数——全球汇率传导指数，该指数显示：美元仍是全球货币体系中最重要的锚货币，并且一直处于全球汇率传导网络的核心位置；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人民币的锚地位波动上升。在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背景下，人民币的锚地位保持稳定。本文还参考最优货币区理论实证研究了货币锚地位的影响因素，发现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利率变动、国际贸易和跨境金融投资是驱动货币锚地位变化的主要因素。

李兴申，谭小芬，苟琴：全球金融冲击、网络关联性特征与银行跨境资本流入

为揭示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网络关联性特征在全球金融冲击中的作用，本文构建了2000- 2022年第一季度的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网络，分析网络关联性特征对全球金融冲击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 网络关联性特征在全球金融冲击对各经济体的银行跨境资本流入影响中起到“倒U型”的调节作用。全球金融冲击会加剧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网络区域化特征进而影响各经济体的银行跨境资本流入。面对全球金融冲击，各经济体实施的资本管制政策起到“倒U型”调节作用，需要关注跨境资本流动监管政策实施强度。各经济体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需要密切关注跨境资本流动网络关联性特征变化，及时采取适度的监管措施，防范全球金融风险溢出效应。

邓创，吴健，王哲：外部不确定性冲击的来源甄别及其对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明晰外部不确定性冲击的驱动因素及其对货币政策效果的作用机理，对全面推进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进程、确保中国经济发展的安全和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政策意义。本文采用高维动态因子模型和两步加权法分离测度中国外部不确定性冲击并动态甄别冲击来源，通过拓展经典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从理论层面解析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对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机制并展开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外部不确定性尾部冲击对中国货币政策效果的非线性影响特征。研究发现：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病毒感染等极端事件显著推升中国外部不确定性；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更需警惕来自国外的消费、债券市场和银行信贷领域的不确定性冲击；外部不确定性会藉由“避险效应渠道”(提升全球投资者风险厌恶程度)、“利率渠道”(弱化投资与资本净流出对利率变动的敏感程度)影响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在较高的汇率稳定度下，外部不确定性还会削弱货币政策独立性即通过“汇率渠道”制约货币政策有效性；外部不确定性的极端右尾冲击会显著弱化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受此影响，实行紧缩性利率政策在短期内可能会增加经济滞胀风险，相较于数量型货币政策，价格型货币政策受外部不确定性特别是外部金融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为健全极端外部事件冲击下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撑。

任桐瑜，谢建国，洪小羽：RCEP、全国统一大市场与中国区域福利效应
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还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此，本文基于Caliendo and Parro(2015)的模型，探讨了RCEP关税减让对中国国内区域的福利效应，并对该福利效应进行分解。研究发现，RCEP关税减让会促进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和福利水平的上升，且这主要是由贸易额效应所引致；同时，区域福利分布并不平衡，部分省区市由于所面临的出口竞争上升，使得其贸易条件效应下降，并导致福利水平下降。行业福利测算结果显示，RCEP关税减让后受益最大的行业为交通设备、纺织品和服装、机械和电气以及仪表、通用和专用设备等。反事实分析表明，在RCEP关税减让的同时，降低阻碍商品流通和劳动力要素迁移的壁垒，不仅能够促进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和福利水平的进一步上升，还能够降低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福利水平的差距；但是若仅降低劳动要素迁移壁垒，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部地区省区市的福利水平反而可能因为劳动力流出的增加值效应呈现出下降的态势。本文的结果表明，紧抓RCEP发展机遇，推动高水乎对外开放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协同并进，有助于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