贲圣林：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世界和中国

就疫情时间节点来看，海外累计报告确诊病例第一次超过我国本土病例的时点是在3月15日左右。目前，在疫情二、三、四阶段陆续发展为疫情震中的十个国家，都已经进入全球新冠疫情累计报告人数前十名。从3月28日起，海外每日新增病例持续在6万以上，平均每天新增约8万左右，平均每12天左右增加百万的速度:4月3日，海外新冠疫情累计确诊病例第一次突破100万人;4月15日，海外新冠疫情累计确诊病例突破200万;4月28日，海外新冠疫情累计确认病例突破300万。目前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突破400万例。

疫情的变化给我国经济带来动态的影响，目前疫情随时间不断演变，仍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中国第一季度GDP负增长为-6.8%，和历史正增长6%相比降幅12%以上；3月份城镇失业率为5.9%，相比之下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整体来看，我国的产业体系目前扛住了疫情带来的冲击。但是疫情冲击具有较高的不对称性，对各个地区、行业甚至不同企业带来的影响都是不同的。从地区来看，疫情对浙江地区冲击较小，浙江第一季度GDP增长为-5.6%，降幅小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舟山地区更是逆势实现了超过10%的增长；在全国范围内，西部等涉外经济较弱的地区受疫情影响较小，西藏地区GDP仍保持有1%的增长。从行业来看，疫情对新经济、数字经济产业影响较小，甚至有利好推动态势。从企业来看，同一个行业内信息化、智能化水平高的企业在应对疫情变化时显得更加游刃有余。

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主要也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总需求下降。在疫情的影响下，全球消费及服务业受到重创，尤其是对很多发达国家占据经济总量比例更高的服务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第二，疫情使得全球生产经营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总供给锐减；第三，就业压力激增。失业潮已在美国显现，3月中旬后有3000多万人首次申请失业救助，形成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失业；第四，市场预期恶化，主要经济体PMI大幅跳水，美国股市在十天内出现四次熔断。此外，疫情带来的衍生风险如债务危机、新兴市场的外汇风险等也随着疫情恶化而逐步显现。

总体来看，全球经济衰退，这已成为一个相对的共识。同样，疫情冲击对全球各个地区、行业、企业也具有不对称性的影响。从地区来看，疫情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在发达国家中，德国相比于其他欧洲国家复工复产可能会更早。在美国，技术型公司在此次疫情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抗疫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微软、亚马逊Amazon以及脸书Facebook的市值也实现了不断增长。也正因为如此，美国技术产业较发达的西海岸地区在此次疫情中表现更加耀眼；而拥有微软、亚马逊总部的西雅图地区，未来“风头”也可能会进一步盖过拥有硅谷的旧金山地区。从产业来看，即使是传统产业，两极分化也较为严重。例如，阿迪达斯向德国政府申请救援保护，而同一行业的耐克在中国今年前三个月实现了超过100%的业务增长，在全球也有超过20%的增长，这主要得益于其自身数字化、信息化水平较高，在电商平台上较为突出的表现。

目前全球抗疫中面临的这四个挑战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的，暴露了国际机构能力不足、各国政府之间协调不足、信任赤字扩大等问题。此次疫情对全球的政治、经济、法制、社会、国际秩序等都将产生深刻而重大的影响。

此次新冠疫情危机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对于效率、安全与社会公平三者之间的权衡，整个社会也在这次疫情中不断地调整与重构。此次疫情将会使得极端市场化、全球化趋势减缓甚至逆转。在过去四十年里，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等启动了相对较为极端的市场化、自由化政策。在苏联解体后，呈现“世界大同”态势，意识形态貌似趋同，国家安全意识淡薄。而在最近这段时间内，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华尔街等资本主义推手加持等因素，全球化的无节制发展引发全球范围内社会公平问题出现严重危机，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大大缺失，也因此引发了占领华尔街、脱欧、美国优先等反全球化、反市场化运动的浪潮。同时，此次新冠疫情也将会使得天平向安全这一端加码，国家安全、企业安全将会得到进一步重视。在此次疫情中，美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公共服务短板、政府能力短缺等问题得到了突出暴露。未来，也需要进一步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加强政府功能和作用，包括税收政策的再分配等，从而进一步解决公平缺失与服务缺位等社会问题。不可否认，国家、企业乃至个人的治理水平、文化素养以及技术能力的差异，成为了各个国家在这次防控疫情表现的分水岭。

最后，我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能够进一步实现。每一次危机带来挑战的同时也都孕育着机会，催生出新的变化。无论是“30年战争”结束带来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界定了主权国家平等与独立问题的理念认同与制度安排，还是目前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在内的二战后催生的国际治理机制，或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之后诞生的二十国集团（G20），都是危机与变化的产物。所以，此次危机也必将带来新的改变，“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将会获得更广泛的认同，同时也将推动构建更加和谐、公平、协同的人类社会发展结构。

在这样一个互联互通的世界，技术推动生产力大大提高，地球也真正地变成了“地球村”，但是国际治理能力水平还远未跟上。因此我们应当加快补齐国际治理能力短板、重构国际秩序的格局、建立和修复国际互信机制。此次疫情像是全球各个国家制度的一次“大考”。各个国家的国情各异，但需在多样性的基础上实现包容和共同发展。作为中国，我们应当做好自己的事，在不断提升生产力水平、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同时，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疫情大背景下，我们浙江省、浙江大学表现突出，未来大有可为！浙江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的作用凸显。作为数字经济、数字金融的引领者，站在全球化、市场化、智能化的前列，相信只要我们继续齐心协力，一定能够化危为机，大有作为！

谢谢各位！

贲圣林：中美关系在疫情之后将会迎来一种新常态。早在疫情爆发前，中美互信已存在缺失。美国国内，在几乎所有的政策上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会争锋相对，但唯独在针对中国的问题上有共识。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希望中美能够避免一些重大的误判。前面我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希望让各个文明，各个国家在一个多样化包容的环境里，追求更健康、更文明的发展。世界需要中国，但中国也确确实实需要世界和美国。中国应当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当时的“西班牙流感”，是美国走向国际舞台中央的一个起点。我想，我们也正走在这条路上。

2.在新冠疫情的形势下，科研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是否面临与西方国家脱钩的风险。高校的教师可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贲圣林：脱钩的风险不完全是因为新冠疫情。新冠疫情可能助长了一些民粹主义。新冠疫情将进一步阻碍在核心技术、国家安全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扩大了脱钩风险，但其实在这之前已经存在类似的挑战。所以我们应当分清边界，对于自己研究的领域可以分层级管理，对于合作伙伴的选择也要充分考虑。中美之间的竞争意识较强，但中国和欧洲，像是德国、瑞士、法国，或是中国与近邻，如韩国、日本等国家之间会有较多的机会展开合作。全球化将会逐渐呈现一种包括区域化、双边化、多边化的态势。除了英文系的国家外，仍有许多合作伙伴可以供我们选择。

3.应当如何应对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影响？比如是否应该手握黄金，购买美元，又或是手里的房子是否要早点抛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