贲圣林:新冠疫情下全球金融科技大趋势与国际新秩序
疫情发展至今总体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去年12月到今年2月,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地区孤军奋战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病毒视为全球大流行,疫情在欧洲蔓延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美国成为疫情震中的阶段。第四个阶段是目前全球需要共克时艰抗击疫情、打造命运共同体的阶段。目前全球已有超600万确证病例,造成了超过36万人死亡。疫情给全球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影响。
2、疫情对国内经济以及全球经济的四大影响
疫情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到目前为止主要通过四个方面传导:第一,从疫情防控的角度来看,输入性防控压力将延缓国内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活动的恢复,影响内需反弹的速度。无论是在早期防疫过程中,还是现在的全球疫情背景下,我国经济内需水平均受到了较大幅度抑制;第二,对外需带来直接冲击。海外疫情的大幅扩散,将在短时间内明显抑制全球常规经济活动,全球投资和对外贸易均面临较大压力。相比内需来说,外需与外贸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恢复;第三,全球产业链断裂,面临重构的压力;第四,短期内全球资金可能会为寻求避风港而向中国转移,这是疫情可能给国内经济带来的正面影响之一。
疫情的变化给我国经济带来动态的影响,目前疫情随时间不断演变,仍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中国第一季度GDP负增长为-6.8%,和历史正增长6%相比降幅12%以上;3月份城镇失业率为5.9%,相比之下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整体来看,我国的产业体系目前扛住了疫情带来的冲击。但是疫情冲击具有较高的不对称性,对各个地区、行业甚至不同企业带来的影响都是不同的。从地区来看,疫情对浙江地区冲击较小,浙江第一季度GDP增长为-5.6%,降幅小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舟山地区更是逆势实现了超过10%的增长;在全国范围内,西部等涉外经济较弱的地区受疫情影响较小,西藏地区GDP仍保持有1%的增长。从行业来看,疫情对新经济、数字经济产业影响较小,甚至有利好推动态势,而人员密集型产业一定会遭到极大冲击。从企业来看,同一个行业内信息化、智能化水平高的企业在应对疫情变化时显得更加游刃有余。例如相较实体零售企业,在线零售企业所受的冲击肯定要小得多。
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主要也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总需求下降。在疫情的影响下,全球消费及服务业受到重创,尤其是对很多发达国家占据经济总量比例更高的服务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第二,总供给锐减。疫情之下全球许多生产经营环节几乎陷入停滞状态;第三,就业压力激增。失业潮已在美国显现,3月中旬后超过3000万人提出失业救济申请,失业率或逼近20%,相当于1926年大萧条时期;第四,市场预期恶化,主要经济体PMI大幅跳水,美国股市在十天内出现四次熔断,外汇市场、原油市场也出现了大幅波动。此外,疫情带来的衍生风险如债务危机、新兴市场的外汇风险等也随着疫情恶化而逐步显现。
总体来看,全球经济衰退,这已成为一个相对的共识。同样,疫情冲击对全球各个地区、行业、企业也具有不对称性的影响。从地区来看,疫情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在发达国家中,德国相比于其他欧洲国家复工复产可能会更早。在美国,技术型公司在此次疫情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抗疫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微软、亚马逊Amazon以及脸书Facebook的市值也实现了不断增长。也正因为如此,美国技术产业较发达的西海岸地区在此次疫情中表现更加耀眼;而拥有微软、亚马逊总部的西雅图地区,未来“风头”也可能会进一步盖过拥有硅谷的旧金山地区。从产业来看,即使是传统产业,两极分化也较为严重。例如,阿迪达斯向德国政府申请救援保护,而同一行业的耐克在中国今年前三个月实现了超过100%的业务增长,在全球也有超过20%的增长,这主要得益于其自身数字化、信息化水平较高,在电商平台上较为突出的表现。
3、全球抗疫的四个挑战
目前,全球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还面临着四个突出的问题和挑战:第一个挑战是疫情爆发前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就已相对疲缓。我所在的团队对中国以外的亚太4国、美洲3国和欧洲8国共15个主要经济体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这15个主要经济体在疫情前已经显示疲软态势,有9个国家年GDP增长低于1%;第二个挑战是财政政策空间相对有限。在这些国家中,有9个国家出现财政赤字。截止今年年初,全球主权国家的政府债务达70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70%,是中国GDP总量的五倍,也是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政府债务水平的两倍以上。近期有100多个国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援助,表明了各个国家在应对新冠疫情中均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第三个挑战是货币政策空间相对狭窄。疫情期间,不仅短期利率呈现零利率或负利率走势,而且长期利率也接近零利率或负利率。研究中有4个国家的十年期国债利率不同程度呈负利率,11个国家的十年期国债利率低于1%;第四个挑战是国际治理机构协同合作不足,国际互信缺失。像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G20等全球性组织在此次疫情中虽然尽力,但仍显力量有限、作用不足。
4、后疫情时代全球发展四大趋势
针对后疫情时代全球发展趋势,我认为可以从“四化”角度来分析:一是全球化。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全球化虽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在疫情爆发前,全球经济环境就已出现“逆全球化”的现象,例如英国脱欧、美国“退群”;二是市场化。在过去四十年中,全球有极端市场化倾向。例如,在公司层面过于强调股东价值最大化,过于关注股价而忽略利益相关者与社会责任。未来,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可能将会实现重构。国计民生认定的范畴将会扩大,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内所形成的部分领域过度私有化、市场化等势头有望得到一定的减缓甚至是扭转;三是专业化。在企业层面,过去三十年企业都追求过度的“专业化”、过度的证券化与市值管理,甚至唯华尔街马首是瞻。在效率与安全中,往往舍弃了安全,追逐极致的高效率。而在未来发展中,多元化、集团化趋势有望抬头,牺牲一定的效率来提高安全性,对冲风险、分散风险将成为更多企业的考量;四是智能化。这是一个大趋势,反映了全社会信息化、数字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从国家层面来看,如果我们中国没有全民使用智能手机、实现全民上网,那么这次疫情爆发后我们就无法通过健康码等措施开展精准智控。从企业层面来看,如果没有在线销售、在线办公的能力,那么企业将很难正常运行。从个人层面来看,如果没有在线电商、在线支付、在线社交以及在线教育等手段,那么我们的生活将会面临极大的不便。因此,以新零售、新金融、新经济、新政务等为内容的智慧社会发展的大势在疫情推动下已不可逆转,并呈现加速趋势。
1、金融从哪来?
(1)荷兰时代
荷兰是第一个称得上金融大国的国家,它创造了很多个“第一”:全世界第一个股份制公司以及第一家跨国公司——东印度公司于1602年在荷兰成立;全世界第一个股票交易所——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以及第一家公共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于1609年在荷兰成立。我所服务的第一家金融机构——荷兰银行,其前身就是阿姆斯特丹银行。作为一家公共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不仅服务于政府,还服务于企业。存款账户、透支账户等至今还在沿用的金融产品,也是阿姆斯特丹银行创造的,但这某种意义上也表明了我们的传统金融产品服务不需要过多创新或创新能力有所不足。不幸的是,荷兰还发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有记载的金融危机——郁金香泡沫。在1637年郁金香泡沫破灭之时,一株郁金香球茎被炒到了6700荷兰盾,相当于45个荷兰人的平均年收入,也相当于阿姆斯特丹运河边一栋豪宅的价格。1652年、1665年、1672年,荷兰三次和英国进行海上霸权的争夺,并三次击败英国,称霸十七世纪。直到1780年(大约100年以后)第四次英荷战争爆发,它才败给英国。
(2)英国时代
英国通过发展殖民地,控制海上霸权,成为了当时盛极一时的日不落帝国,由此英国金融时代来临,英镑也成为了世界货币。1694年,全世界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以股份制的形式成立。1720年,英国经历了著名的南海泡沫事件,使投资者和社会各阶层对股票市场和资本市场产生了极大怀疑,并由此出现了“经济泡沫”一词。当时著名物理学家牛顿在股市中巨亏2万英镑(约为现在的4千万人民币左右),并感慨“我能计算天体运行的轨迹,却难以预测人类的疯狂。”1776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标志着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同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鼓励全球分工与国际贸易。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在这一年建国。1853年,渣打银行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特许下建立,许可经营范围包括澳大利亚、印度和中国,所以,它的英文名(Standard Chartered)翻译过来其实是“标准特许银行”。1865年,汇丰银行在上海与香港成立——这也是我所服务的第二家金融机构。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最后以普鲁士大获全胜,并于1871年建立德意志帝国而告终,欧洲大陆霸权更替。
(3)美国时代
与此同时,在大西洋的对岸,美国结束了内战,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1776年才建国的美国于1792年在纽约签订了《梧桐树协议》,并在1863年正式成立了纽约证券交易所。1861至1865年的南北战争时期,美国联邦政府为军费融资,证券市场得到空前发展,股票发行也迅速增加。美国一些著名的金融机构也是在这段时间内发展起来的,例如花旗银行的主要前身是1812年成立的纽约城市银行,摩根大通最早可以追溯到1799年为纽约市供水的曼哈顿公司。私人银行家们一度十分抵触中央银行。但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没有中央银行的弊端也不断暴露出来。1873年、1884年、1890年、1893年,美国都发生过由于挤兑造成银行大规模倒闭的金融危机。1907年,美国爆发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由于缺乏中央银行与统一调控,只能依靠摩根为首的纽约私人银行家们主持大局、挽救危机。这次金融危机使各界逐渐达成建议中央银行的共识。1913年,美联储成立,但其正式运营要到1914年。当时正处一战爆发,为了防止美国金本位崩溃和黄金外流,时任财政部长的麦卡杜果断采取措施,关闭纽约证券交易所长达四个月之久。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与大萧条。此后二战爆发,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产生以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的一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二战之后,美国与美元的霸主地位得以建立。1971年,尼克松宣布终止黄金与美元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很大一个原因是全球经济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日本、西欧国家等经济增长速度较好,全球经济格局已不再是美国独大。此外,越南战争等使美国经济发展深陷泥潭。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一路走来,经历这么多挑战,美国经济虽然只占全球GDP的20%左右,但是美元在全球储备资产中的占比仍超60%,美国时代还在进行中。
从金融大国的历史变迁来看,金融发展在过去一直是靠国家硬实力的推动,是国家信用与综合实力的背书。当然,时代格局正不断发生新变化,也正不断创造新机会,在未来我们是否能够见证新的驱动力产生呢?除政治实力、军事实力外,或许技术能力、文化实力、制度实力也将发挥更大的影响。
2、现代金融是什么样的?
3、金融是谁?有何特殊性?
那么,金融有何特殊性?与其他行业有何不一样?我这里总结罗列了8个特性。其中,正面或中性的特性有4个:第一,金融具有可扩展性,规模可以随时被拉高。举例来说,我可以今天给你批100万信贷额度,很快又可以批10亿甚至100亿。因为它不需要所谓的物料,不需要买钢材去造生产线等。第二,金融具有预期性,即金融很多的收益和风险都是“未来的”,都是具有期货性质的。第三,金融需要遵守适当性原则,其产品与服务的对象、价格、流程、规模等等都需要适当。第四,金融具有社会性,没有其他任何一个行业能够像金融业一样,参与性、覆盖面如此之广。与之相对应的是,金融也有4个负面的特性:第一,金融具有不对称性,信息不对称性非常强,因此需要诚实的披露信息、不可带有误导性、诱导性等。第二,金融具有投机性,无论是“郁金香泡沫”还是“南海泡沫”的背后都是过分的投机。第三,金融具有逐利性。这里我想强调一点,资本相对是慢性的、长期的,而资金才是短视的、逐利的,所以新闻中经常出现的“民间资本逐利”,更正确的应该是“民间资金逐利”。第四,金融具有风险性,特别是在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的时代,金融的风险及传染性也会被放大。
以上金融的8大特性,决定了其具有公共属性(社会属性),它更像是一种基础设施。而在全球化、科技化不断加剧的当下,也易产生过度市场化、自由化、证券化、交易化、短期化、高频化的现象。而也正因为金融的这些属性,决定了要做好金融其实很难。
4、金融为谁服务?
金融为谁服务?针对这个问题全球有很多争论,占领华尔街等运动的背后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大家觉得金融似乎与实体经济、与社会大众有所脱节。2019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强化金融服务功能,找准金融服务重点,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简单来讲,就是要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体系,那么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体系长什么样子?以什么为导向?我想应当落脚到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2005年,联合国对“普惠金融”给出权威性界定。2016年,G20杭州峰会通过《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发展普惠金融已成全球共识,但普惠金融事业仍然任重而道远。金融的未来发展导向要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健康需求,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人类社会不懈奋斗。
那么我们的银行业真的厉害吗?国际竞争力如何呢?我所在的浙大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团队做了一个银行国际化指数(BII),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资银行国际化步伐是稳步提升的,但与发达国家同行相比,差距还比较明显。全球性银行国际化指数大致是中资银行国际化指数的三倍。具体到银行国际化榜单排名来看,全球银行国际化榜单前十名的指数均值达50.6,我之前提到的渣打、汇丰、花旗等都在榜。而中资银行国际化榜单前十名的指数均值仅为8.3,排名第一的中国银行指数得分也不过27.1。
如果说传统银行业比较让人失望的话,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过Visa、Mastercard和PayPal这三家公司的市值。前两家信用卡公司现在可以算是全球最值钱的金融公司,Visa市值超3700亿美元,远超当今银行业市值第一的摩根大通。Mastercard市值也有近3000亿美元。第三家公司PayPal可以算是支付宝的师傅,1998年成立于加利福尼亚州,现在的市值超1700亿美元,差不多是花旗银行和汇丰银行的两倍。
前面我们提到了科技正在从各个方面改变着我们的生活,那么在金融科技领域也更是如此。金融科技的发展其实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信用卡的出现,到六十年代的ATM、七十年代的POS机,再到八十年代的金融工程、金融衍生品以及九十年代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的诞生,科技一直在推动并塑造着金融行业的创新发展。到了21世纪,金融科技的发展也从金融IT阶段逐步进入了互联网金融阶段。在包括互联网移动支付、以余额宝为代表的网络理财以及未来可能蓬勃发展的数字货币等新业态新模式的带动下,金融的科技化步伐也在不断加速、向前发展,金融科技也逐步进入智慧金融的新时代。全球互联网金融或者说互联网科技的发展源起于英国和美国。全球第一家网络银行、第一家第三方支付公司、第一家网贷公司、第一家网络众筹公司都在英美国家诞生,全球著名的比特币、包括“监管沙盒”在内的金融科技制度创新以及去年脸书发布Libra等,都是英美等发达国家金融科技创新的重要标志。
在过去十几年中,中国也逐步在金融科技领域尤其是在互联网金融发展阶段中快步追赶,实现弯道超车。在FinTech 1.0阶段也就是金融IT阶段,英美等发达国家走在了我们的前面,中国在金融科技的发展步伐上处于落后的地位。从2003年开始,金融科技进入2.0阶段也就是互联网金融阶段,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互联网金融为中国小微金融和普惠金融的创新发展开拓了新的道路,也促使中国在这一阶段成功开始实现在金融科技领域的追赶和超越。现在以及在可预见的未来时间里,金融科技将逐步迈入3.0阶段也就是智慧金融阶段,中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杭州是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源地,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中国互联网金融时代的支付宝也同样诞生在杭州。从2013年到2015年,余额宝推出、蚂蚁金服成立,包括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也是在这一阶段背景下成立的。之后,随着网贷、校园贷等丑闻的爆发,中国互联网金融也进入了整治、低潮和洗牌阶段。然而金融科技的发展并未停下脚步,随着脸书推出Libra,央行推出了金融科技的发展规划等等,你会发现全球金融科技的竞争正在不断加剧,中国也有望在这一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
在全球领域,金融科技可以划分为两股力量:一股力量是“金融科技”(FinTech),也就是金融机构更好地运用科技来降低成本、增加收入、提高服务效率和客户体验。另外一股力量是“科技金融”(TechFin),代表着我们的科技公司主动地利用自己的技术能力,开发和创新更多更好的金融产品、服务与场景,将业务边界延伸或者拓展到金融领域。比如蚂蚁金服,从淘宝电商到支付宝,以技术拓宽了服务的边界。在今天的时代发展环境下,技术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基础保障。
从2012年到2019年,全球金融科技发展迅速。根据安永的数据可以看到,全球转账支付类金融科技服务消费者使用率从20%快速增长到了75%,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渗透率最高,但全球其他国家也在逐步攀升中。这里我想把微众银行、网商银行和来自孟加拉、历史更悠久的格莱珉银行做个对比。格莱珉银行是诺贝尔奖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为了支持家乡农村金融而建立的,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孟加拉地区农村金融的发展。格莱珉银行中的每一个员工可以服务大约500个客户,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了。但是在网商银行,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员工可以服务平均2万个客户。由于更好的技术支持和生态支撑,网商银行能较好地服务更多的群体,而且具有更强的可扩展性、可复制性。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如果我们传统的金融机构能够插上科技的翅膀,那么其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会得到倍增。
对于中国来讲,现在在金融科技领域我们面临着有两个关键性的机会。一个是数字化转型。中国的银行业有着三百万亿的规模,如果实现更好的数字化转型,那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将是举足轻重,这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第二个则是金融科技企业走向全球。像支付宝、微众银行这样在中国市场练兵已经相对比较成功、在中国市场发展也相对比较成熟的金融科技企业是否可以走出去,我们能否实现从过去“模仿世界”的阶段发展到让世界来“模仿中国”,这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机遇。目前,蚂蚁金服已经在周边的数十个国家建立了多个支付业务平台,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从传统金融到金融科技,技术发展在金融行业中的地位越来越举足轻重。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5G和区块链等在内的技术革新正在不断影响和塑造着新常态下的金融科技生态。
在传统金融领域,中国近二十年来取得了较为显著的进步,但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较大。根据全球金融中心指数2007年和2020年的排名对比,可以看到过去十几年中我们在金融领域学习欧美成果还是不错的:包括上海、香港、北京等在内的中国城市金融排名都有较大的提升。但其实我们与纽约、伦敦、东京等传统国际金融中心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在人民币国际化这个层面,2015年人民币正式加入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篮子,国际化水平取到了不少进步;但是从贸易、外汇储备和金融交流的角度来看,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只有2.95,而同期美元是51.95,在很多方面仍存在巨大的鸿沟。
而在金融科技这一新兴金融领域,中国的发展则走在了世界前列。我们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年轻的研究团队针对当下的全球金融科技化格局,对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城市发展做了一些评估和研究。通过建立一个新的指标体系并持续三年的追踪,在全面覆盖全球70多个城市、20多项研究指标、咨询了100多个全球顾问的基础上发布了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城市指数。我们从企业的视角看金融科技的产业,从政府的视角看金融科技的生态(包括产业技术、数字基础设施、科研实力、政策监管等),从用户的视角看金融科技的体验,从而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和全面的评价体系。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让人欣喜,在全球前八的金融科技中心城市中我们占据了四席:北京、上海、深圳、杭州。进入前20的还有广州、香港、南京。可以看出,从全球金融科技发展来说,中、美、英三国三足鼎立。中国相对走在了前列,这是传统金融所无法比拟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弯道超越。在全球金融科技发展格局中,中国有三大世界级高地,其中就包括我们大家所在的长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的GDP总量达22万亿元,但就规模来说可以算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了。从金融科技的角度来说,长三角地区是全球最领先的一个地区,我们拥有上海和杭州两个全球一线城市,在全球金融科技综合排名中名列前茅。
未来,引领全球金融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三驾马车,其中技术驱动代表了美国模式,制度推动代表了英国模式,而中国模式更多的则是市场需求的拉动。那么中国模式未来能否能继续引领世界金融创新和发展呢?金融大国需要久久为功,而金融就是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体现。历史和经验表明,要做好金融很难,要称霸金融界就更难了。金融行业的动力趋势在不断变化,所以信息化时代金融科技化、智能化的脚步在明显加速,凸显了金融发展的三驾马车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不同作用。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美国和英国呈现出金融科技时代的三足鼎立,也对应了金融科技三驾马车的不同作用以及三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中国以市场需求主导,美国以科技、原创驱动,而英国以制度创新为主。那么,中国模式能否得到有效持续呢?在未来时代会不会迎来一个金融大国的中国时代呢?金融行业正在发生一场生死存亡的危机,经历一场创新的革命,全世界也都在反思金融的属性,思考“为了谁、往哪里去”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要以人民为中心服务世界经济,建立服务人民的金融体系,也就是要坚持从群众中来、从群众中去。未来,中国有机会成为全球金融的中心,因为金融科技的大势不可逆转。我们的优势在于中国政府明确的政策支持、中国市场的热烈拥抱、中国企业长期的积累以及“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但是我们仍面临巨大的挑战,这包括我们的技术短板、人才赤字以及在大国博弈过程中的诸多不确定性。
各位同学、各位朋友,今天我围绕“新冠疫情下的世界和中国”这一主题和大家分享和讨论了五个问题,我也想与大家分享一些我关于全球未来发展趋势的想法。我认为,世界范围内科技革命正在引发一场金融革命,而全球化的趋势则呈现出一种倒退的状态。全球化与国家治理的机制正在受到冲击,面临区域化、本土化等一些现象;全球公共产品供应不足,全球治理机制严重滞后,以西方为主的国际治理机构已经不适应于新时代发展了。而与此同时,智能化的趋势按了快进键,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更加清晰,世界范围内金融巨头已经让步给了科技巨头,数字化能力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成为一个必选项,无论对于一个国家、一个企业或是个人而言都非常重要。
未来,全球治理的现代化显得更加重要,在效率、公平和安全之间需要更好地实现再平衡。其中,安全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而制度与技术的平衡也需要重新进行考虑。在国际治理的层面,新格局需要新的制度,随着各个国家之间的制度竞争加剧,国际公共治理的短板也需要尽快补齐,国家安全以及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需要更多地深入人心;而在经济治理领域,国有化和市场化之间的平衡需要重新考量,实体经济与金融的平衡需要重新规划,如何更好地实现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理念显得更为重要;在公司治理层面,专业化和多元化之间需要实现再平衡,产业的重构与企业外包之间的关系需要更好地整合,线上和线下需要更好地实现一体化,企业自身的安全也需要提高到新高度。而随着全球数字化转型、平台化、生态化、扁平化趋势加剧,全球众创共享经济如火如荼发展,绿色、普惠、可持续发展也成了时代的标准,社会责任显得更为重要和关键。
在金融科技领域,一场金融科技革命正在兴起,星星之火已经在过去几年形成了燎原之势。而在其他专业领域,数字化的冲击也不断加剧。数字化凸显了我们教育领域可能的产能过剩和结构性矛盾,教育革命浪潮也可能即将来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不断融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中学习到了很多国际化的知识,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从模仿者到引领者、原创者的角色转换也正在进行,从引入者到输出者,从台下到台上再到台中央,中国正在走向金融大国强国的路上。而目前全球化、跨学科、复合型的人才奇缺,成为了一个难题。我们需要耐心也需要耐力,实现引领世界需要更好地输出中国的教育能力、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一直以来,我们浙大在行动,浙大互联网金融研究院、浙大国际联合商学院也在不断向着这样一个全球化的目标砥砺前行。我们不希望别人只认为浙大是东方剑桥,我希望如果有一天大家能称剑桥为英国的浙大,现在大家认为杭州是东方的硅谷,日后能不能说硅谷是美国的杭州。这就是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全球的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