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志寰：新冠疫情推动全球经济金融结构加速调整

时间:2020年03月21日　作者：　

进入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并急速演变发展，随着各主要经济体相继开始对抗疫情，全球经济正在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一方面，疫情的全球传递打破了现行全球供应链的正常运转，世界经济面临衰退威胁，内地经济面临更加严峻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内地在控制疫情的同时，积极采取措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将进一步强化全球经济火车头地位。

新冠疫情可能打破全球经济的脆弱平衡

随着新冠肺炎跨国传递范围和程度的加深，疫情可能打破全球经济的脆弱平衡，具体冲击程度取决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疫情全球发展及演变的范围；二是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应对疫情措施的规模和效果；三是内地经济恢复生产的进度；四是各主要经济体应对经济下行的宏观政策及效应。

首先，疫情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是首批新冠肺炎案例快速上升的国家，随后伊朗和欧洲陆续出现大量本地传播案例，美国则面临社区爆发的前景。疫情大范围爆发是当前全球经济的首要风险，可能冲击现有产业链，影响全球经济增长，迫使投资者根据疫情变量对实体经济表现和资产价格进行再评估。

其次，各国的疫情应对有很大差距，一些国家相继推出针对本国国民的出行限制和针对外国人的入境限制，日本政府限制从中国和韩国入境，意大利政府在大范围封锁伦巴第大区和其他14个省的北部地区后，决定于3月10日起全国封城防疫，限制旅行和禁止公众聚会。美国加州和纽约州相继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沙特阿拉伯限制中国、韩国和意大利等人员入境。一方面，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经济贸易联系更加紧密，人员往来快速增长，对疫情的控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各国普遍推出旅游和入境限制，将直接影响旅游业及与旅游相关的免税店、酒店、航空等行业，间接影响经济增长。

第三，全球经济长期缺乏增长动力，目前主要经济体处于同步减速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增长3.4%，高于2019年的3%，但其新增部分主要来自新兴市场。在疫情导致美国和中国两大经济体同步减速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很难独立支撑全球经济增长。

OECD认为疫情为全球性的制造业放缓和经济放缓雪上加霜，如果疫情控制在当前程度，世界GDP增速可能为2.4%；如果疫情继续扩大，2020年全球GDP增速将放缓至1.5%。

自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结束以来，美国经济录得连续120多个月扩张，创下二次大战以来最长的扩张周期，2019年上半年美国国债孳息曲线一度倒挂，令市场忧虑美国经济可能进入衰退期，事实证明有惊无险，美国经济增长率继续接近趋势线。疫情引发美国需求和供给侧的同步收缩，可能导致经济面临衰退风险。

在全球经济面临下行风险的同时，全球经济重心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从2008年的44.7%，上升到2018年的59.2%，新兴市场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2019年，内地经济占全球经济的16.3%，较2003年大幅提升了12个百分点,对全球经济增长率的贡献高达30%，疫情可能使中国进一步收窄与美国经济的差距。

全球主要经济体启动新一轮降息潮

各主要经济体应对经济下行的宏观政策以货币政策为主，3月3日，美联储“非常规”宣布降低联邦基金利率区间50个基点至1.00%-1.25%，下调超额准备金利率（IOER）50个基点至1.1%，成为2020年第一个降息的全球主要央行。最新联邦基金利率期货隐含2020年后续总计降息3次，3月份可能降息38.5个基点。

3月11日，英国央行召开特别会议，宣布三项举措，一是降息50个基点，银行利率下调到0.25%；二是央行引入一项新的定期融资计划，支持中小企度过难关；三是由央行储备资金支持英国政府债券购买规模保持在4350亿英镑。

市场预期加拿大央行、欧洲、日本也将陆续调整其政策利率。因此，全球降息潮一触即发，各主要央行资产负债表将再次转入扩张期，带来债务比率的攀升，长期低利率甚至负利率可能再度成为新常态，金融市场定价机制扭曲持续，长远将加剧全球产能过剩，压低通货膨胀率，威胁金融稳定，制约全球经济增长。

数据来源：彭博、中银香港经济研究

如果疫情加大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主要央行可能采取更大幅度的减息和放宽借贷等措施，进一步推升全球债务水平，增加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国际金融协会统计显示，截至2019年三季度，全球债务总额达252.6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322%。其中，180万亿美元来自发达经济体，主要为政府部门债务，72.5万亿美元来自新兴市场，主要为公司债务。全球债务攀升无疑是一只“灰犀牛”，可能触发系统性危机，导致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面临严重的脆弱性，市场参与者应对此保持高度警惕，控制风险是金融业永恒的主题。

新兴经济体可能面临疫情和资产价格的双重打击

新冠肺炎疫情跨国传递引发全球金融市场进入恐慌震荡期，导致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幅度骤然放大，市场避险情绪急剧升温，金融市场恐慌指数VIX连续上涨，投资者普遍忧虑新冠疫情可能导致违约率攀升和企业信贷评级下调。如果金融市场非理性震荡持续，避险资产价格大幅攀升，可能导致新兴市场资金外流，已出现疫情的新兴经济体将面临疫情和资产价格的双重打击。

依赖旅游业和中国旅客消费的东南亚国家，特别是泰国、越南和柬埔寨所受冲击最为明显。全球100大跨国企业已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业务受到疫情冲击，可能减缓在受疫情影响地区的资本支出，因此，东南亚各国的FDI流入可能面临困难局面，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影响其货物进口需求，而市场避险情绪升温可能驱使外资撤离新兴市场，对东南亚的金融资产价格和资本帐亦会带来负面影响。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仍然威胁世界经济增长及金融稳定

中美贸易摩擦已经演变成为全球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因素。中美贸易摩擦具有多重性和严峻性，美国以改善贸易赤字之名，行抑制中国科技崛起之实，牵涉高科技产业发展、对外开放，以及中美长远战略关系等方面。从历史上看，1930年代爆发的全球范围贸易战，导致美国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和产能过剩，全球贸易体系遭受重创，最终走向经济发展史上刻骨铭心的大萧条。

在抗击疫情的同时，美国对内地产品征收大部分关税依然是内地经济增长的干扰因素，2020年前两个月，内地商品进出口逆差70.9亿美元，是2018年3月以来的首次逆差。出口货值同比下降 17.2%，随着疫情冲击全球经济表现，预计内地外需可能继续减弱，全球范围的需求放缓将影响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外部需求，给外贸出口带来巨大压力。

联合国贸发会的报告称，今年外国直接投资可能将下滑5%至15%。同时，美国吸引制造业回流，在内地经营的跨国企业需要考虑投资再布局以分散风险，产业转移趋势可能对内地引入直接投资形成一定的压力。

内地经济同时面临全球经济下滑的外部压力和后疫情时代经济减速及结构性调整的内部压力，在出台更多的宏观政策支持的同时，迫切需要加快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内地经济恢复生产的进度对于全球产业链的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新冠疫情爆发给中国经济产生多重冲击，需求端表现为餐饮、旅游等消费需求被大幅度抑制，供给端则出现了大规模的停产停工，对全球供应链带来破坏性影响。

目前看来，内地控制疫情蔓延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全球疫情发展可能带来二次传入的风险，在恢复经济活动与实施人员流动限制之间需要小心平衡，经济恢复到全产能正常运转仍需要时间。

针对疫情带来的巨大挑战，相关部门陆续推出抗疫情和稳增长的措施，以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引导利率下行，减轻实体经济和企业的财务负担，向受影响的地区和企业提供低成本特别贷款以及改善资本市场服务并降低相关费用等。同时加大财政政策力度，支持复工复产和投资及消费增长。预期2020年的财政赤字将上升至名义GDP的3%，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将增加至3万亿人民币。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GDP较2010年翻一番的决胜之年，预期在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支持下，2020年内地实质经济增长率将保持在适当区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人民币国际化抓住历史性机遇扎实前行

2020年1月，人民币为全球第六大支付货币，占全球所有货币支付金额比重为1.65%，受季节性因素影响，支付金额占比较上月下降12.62%。

新冠疫情导致金融市场避险情绪急剧升温，同时，美国和日本疫情的发展降低了传统避险资产的吸引力，投资者急切寻找另类避险天堂，人民币资产以规模效应和稳健走势脱颖而出，为全球经济低迷和金融市场信心脆弱下的价值投资者提供新的避险选择，据路透综合中债登数据计算，2月境外机构持有人民币债券规模增至22778亿元，增持规模创下去年9月份以来新高，为连续第15个月净增加。

人民币国际化走过十年的发展历程，在政策驱动和市场牵引的共同作用下，人民币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等职能取得一定进展。2019年第三季度，人民币于全球外汇储备占比2.01% ，比上季度的1.97%有所上升，储备规模达2,196.2亿美元，同比增长14.1%，是IMF自2016年10月报告人民币储备资产以来最高水平。

在贸易保护主义回潮和疫情的双重冲击下，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呈现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启动了加入WTO以来的第二轮高水平对外金融开放进程，涉及银行、证券、基金、保险、评级、第三方支付以及金融市场等多个方面，资本市场的基建设施和配套政策持续优化，境内金融市场与境外市场之间互联互通将有更大的进展，内外部利率的联动性和汇率的波动性也将继续增强，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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