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永红：以供给侧改革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
编者按：
2016年5月2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OMFIF）、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中国建设银行（CCB）联合举办的首届“人民币联络网（RLN）论坛”在人民大学成功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多元储备货币体系的发展，由IMI顾问委员、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联席主席David Marsh和IMI执行所长、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贲圣林担任主持。
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副局长魏本华，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原司长张之骧，美国财政部高级亚洲顾问、副助理秘书Robert Dohner，香港大学商学院及社会科学院金融和公共政策实践教授肖耿，国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孙鲁军，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陈卫东、副研究员边卫红，中国建设银行跨境人民币业务处业务主管郭梅军，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国际部主任万泰雷，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货币金融系副主任何青，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西班牙对外银行研究部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夏乐，巴西驻华大使馆贸易事务主管Augusto Castro，泰国银行驻华首席代表Supradit Tangprasert，俄罗斯储蓄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TSYPLAKOV SERGEY，韩国银行北京代表处金荣郁，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杨平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北京代表处代表周奇，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北京代表处Edward Lu Kean，IMI副所长涂永红、宋科等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
涂永红副所长在主题演讲中重点分析了中国供给侧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她认为，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L形增长阶段，中国的经济的结构性调整还需要十到十五年的时间。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结构性问题主要是创新能力不足、经济结构失衡、中小企业得不到支持、贸易大而不强。供给侧改革可以为经济发展奠定稳健长久的基础，人民币国际化也可以成为供给侧改革的推手，促进产业升级，增加有效供给，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形成大宗商品供应新模式。她强调，实体经济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根基，人民币国际化也将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绝不会以汇率涨跌作为推动货币国际化的手段。未来离岸市场的发展也会与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相互协调，相辅相成。
以下为演讲实录：
自2009年中国开始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以来，人民币国际化进展迅速。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从2012年开始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指数，2015年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将超过3，在过去五年中增长超过10倍。人民币与日元、英镑国际化指数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2015年人民币被正式纳入SDR，更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一个里程碑事件。
根据SWIFT数据，2016年3月，全球人民币支付总量同比增长18%，而其他货币支付总量增长11%。人民币占全球货币支付总量的1.88％，继续保持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的位置。国际上，目前人民币是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七大储备货币。国内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完，“8.11汇改”结束了人民币长达十年的单边升值历程，进一步推进了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人民币汇率更加灵活，能够更好地发挥国际货币功能。
需要强调的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顺利推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且中国经济发展与人民币国际化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当前中国经济遇到的问题和挑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进入了漫长的衰退期，对外依赖度较高的中国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国内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凸显，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的下行压力持续增大。
2015年我国GDP同比增长6.9%，比上年下降0.4个百分点，同时，工业增加值增长5.9%，比上年下降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比上年下降5.7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3%，仅11月亏损企业数就达到54459个，同比增加17.4%。2015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39586.4亿美元，同比下降8.0%，其中进口总额为16820.7亿美元，同比下跌14.1%；出口总额为22765.7亿美元，同比下降2.8%。由于作为传统经济增长动力的出口和投资乏力，短期内，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压力较大，大概率呈“L”型增长态势，估计到2020年左右，当创新动力形成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将从L型底部上升。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是结构性问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创新能力薄弱长期制约实体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技术水平整体落后，缺乏核心技术，大多数中国企业只能从事“三来一补”和技术含量不高、劳动密集的产品生产，产品的附加值较低。相应地，企业的创新意识薄弱，研发投入较低，2000年中国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只有0.9%，不到日本的1/3，科技对GDP增长的贡献度不足20%。科技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超过70%，而在中国这一数字不足50%。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低，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
第二、经济结构失衡。2000年-2008年八年时间，由于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压力加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居民储蓄意愿陡增，储蓄率从36.2%迅速上升到51.8%，消费率从63.1%下滑到49.7%。储蓄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使得中国的内需市场萎缩，对外部需求的依赖大大增加，促使中国经济增长转向投资拉动和出口带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后续的国际市场疲软，减少了国际市场需求，供过于求的结构性失衡、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很快暴露无遗。此外，房地产以及高铁、石化、电解铝等高耗能、高投入产业占据了太多的资源，产生挤出效应，能够提供有效供给的中小企业长期得不到足够的金融的支持。尤其是目前经济中还存在许多毫无生机却没有破产的僵尸产业，降低了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同时，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大、城乡差距大也是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表现。
第三、贸易大而不强。从贸易“量”上看，我国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是10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进出口贸易额超过世界总额的八分之一。从贸易“质”上看，在出口产品附加值、贸易竞争力和定价权等方面看，中国距离成为贸易强国的目标仍然是任重而道远。一方面，我国出口产品多为低附加值产品，可替代性强，出口商品贸易额对价格变化非常敏感；传统的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制造产品正在失去往日的荣耀。2015年纺织品、服装、箱包、鞋类、玩具、家具、塑料制品等7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总值2.93万亿元，出现了罕见的下降，同比降幅为1.7%。另一方面，尽管我国拥有知名品牌的制造企业数量不多，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强。2015年7月22日《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公布，中国上榜公司数量达到了106家，仅次于美国，接近日本的两倍，但这些公司主要集中在资源、能源、矿业、钢铁、运输、电信、金融等行业，制造企业只有2、3家。
二、供给侧改革奠定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为了应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中国目前提出了供给侧改革，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核心，旨在为中国经济未来保持中高速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具体来看，供给侧改革将从三个方面对中国经济产生推动作用。
第一、内外并举提升技术水平。供给侧改革明确了补短板的任务，对内就是要通过加大研发投入，进行制度改革，鼓励企业发展科技和创新能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强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对外则鼓励企业走出去，加大对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的并购，增加高技术的供给。这方面的改革已经初见成效，中国的研发投入力度不断加大，2010年研发投入超过德国，2013年进而超过日本，2015年研发支出1.4万亿，占GDP的比重达到2.10%，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2015年我国的对外投资也创下十年来的高峰，海外并购金额达到906亿美元，收购目标主要集中在重工业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以及欧洲的几乎所有行业。
第二、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通过去杠杆和降低资金成本，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金融功能，是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具体措施包括：不再向僵尸企业提供贷款，管控好房地产投资，防范产业资源错配与经济虚拟化风险；大力发展要素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例，鼓励互联网金融等新型金融平台，多种手段保障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鼓励金融机构国际化，为走出去企业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发行专项债券，支持对外基础设施建设与工程承包。
第三、优化要素组合增加有效供给。现阶段的结构性问题，一定程度上是收入增加后消费升级带来的供求不匹配问题，80后的消费观念和品牌意识，使得先前的供给逐渐沦为无效供给，因此，在供给侧改革中必须统筹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强中资企业的国际品牌建设与管理，满足国内的消费需求，与此同时，应该合理设计外援模式，延长传统优势产品的生命周期，增加有效供给。
三、供给侧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相辅相成
（一）人民币国际化助推供给侧改革
人民币国际化将成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推手，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首先，外商投资通常与引进先进技术正相关。人民币国际化的长足进步增强了外商投资中国的信心，也便利了RFDI。特别是与人民币国际化相伴而行的人民币升值预期，更是在鼓励和引导外商投资高附加值产业，并发挥示范作用，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发挥了正能量。
其次，人民币加入SDR，巩固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扩大了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需求，使得以人民币计价的投资更容易被接受，这就为中资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便利性和收益稳定性，改善了跨境投资环境，“走出去”进行国际产能合作必然更加活跃。尤其是那些过去受到外汇约束、汇率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民营企业可以从中受益，他们可以方便、快捷地直接使用人民币进行对外投资，既节省汇兑支付成本，又规避汇率风险，还可以更多地通过离岸人民币市场解决跨国经营中遇到的融资困难，这就大大提高了他们参与国际产能合作的积极性，有利于改变中国对外投资主要依靠国有企业的局面，全方位、多主体地推动中国资本以实体产业为载体进行的国际合作。
第三、人民币国际化助力形成大宗商品物资供应新模式。自布雷顿森林建立以来，美元一直充当大宗商品的计价结算货币。作为多种大宗商品的最大进口国和最大消费国，中国经常面临“一买就涨，一卖就跌”的尴尬处境，给中国经济的稳健发展造成很大威胁，给中国经济“由大到强”的转型设置了人为障碍。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沿线国家使用人民币的意愿大幅度提高，由于中国超过70%的大宗商品进口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大宗商品生产合作，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无疑是一种双赢策略。以原油为例，中国、中东、中亚、俄罗斯等国家与地区可多方联手，推动区域内原油贸易以人民币计价、结算，促使上海国际能源中心推出的原油期货价格成为继WTI、布伦特、迪拜&阿曼之外的又一原油基准价格，进而提升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国家对原油的定价权。诚如是，大宗商品进口价格的稳定性将大大提高，进而增加中下游产品生产的稳定性，降低实体经济的外部冲击风险。
（二）实体经济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根基
实体经济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坚实基础，离开中国实体经济在全球经济中展现出来的强大综合实力，人民币国际化不可能阔步前进。一国货币充当国际货币所发挥各项职能，关键在于有强大的国力、较高的经济增长以及庞大的出口作为后盾。在国际贸易、资本流动中，选择什么货币作为计价和阶段货币，并不直接取决于货币发行国的政策，而是取决于交易各方对该货币购买力的信心，这种信心从根儿上来自于对货币发行国经济实力的认可。是国际社会的贸易、投资需求选择了人民币，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人民币的国际信用来自保持中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
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将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绝不会以汇率的涨跌作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手段。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也应该与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相互协调，不能成为“脱实就虚”、自我膨胀的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