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内容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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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国际金融研究的新方向

本文介绍了近年来国际金融研究内容所发生的变化，分析并指出国际金融领域中新的重点研究方向。本文认为，当前开展国际金融研究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吴雨、李晓、李洁、周利：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

近年来，我国数字金融的迅速发展对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样对家庭多方面的行为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2013 年、2015 年、2017 年和 2019 年4轮调查数据，探讨了数字金融发展对我国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高了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主要通过增加投资便利性、促进金融信息获取和提升风险承担水平等路径提升了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还提高了家庭金融资产投资组合多样性并降低了家庭极端风险投资的可能性，这同样验证了数字金融发展对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优化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的提升作用在发达地区、优势家庭中更为明显，这体现了破除落后地区及弱势群体“数字鸿沟”的紧迫性。相关部门应进一步提升落后地区、弱势群体对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使用，从而更好地优化家庭金融资产投资组合、促进家庭财富增长.

樊海潮、张丽娜、丁关祖、彭方平：关税与汇率变化对福利水平的影响 ——基于理论与量化分析的研究

本文在 Eaton 和 Kortum（2002）及 Melitz（2003）模型的基础上融入汇率因素，探讨了关税及汇率的双重变化对一国福利水平的影响，并就其可能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探析。特别地，2018 年以来中美两国关税和汇率水平的大幅变动，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实例。文章量化分析结果表明，中美两国互相加征关税会恶化两国的总体福利水平，而人民币贬值不仅可以对冲此次关税变动对中国福利水平的负面影响，同时也有助于改善美国的整体福利水平。影响机制的相关分析显示：贸易顺差国货币贬值，对本国及贸易伙伴国的总体福利水平均具有正面效果；但当第三国也对贸易伙伴国汇率贬值时，则会削弱（甚至抵消）本国货币贬值的正面效应.

戚聿东、褚席：数字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转型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当下，中国经济正处于发展模式转型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成为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而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驱动和以数字经济蓬勃兴起为主要内容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为中国经济“变道超车”以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重要机遇。文章基于经济结构转型的视角研究数字经济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机理，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方面解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现实意义，并提出了经济数字化转型趋势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方案。研究表明：（1）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所带来的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优化、增长动能转换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2）从供给侧来看，数字经济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提升供给侧的质量与效率，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增长，即供给体系的优质、高效、多样化，创新体系的网络化、开放化、协同化，制造模式的模块化、柔性化、社会化。（3）从需求侧来看，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改变市场投资方向、推动消费升级、培育出口优势来助力“三驾马车”的新动能。（4）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该适应发展阶段演替的基本规律，推动经济增长动力根本性转变；强化数据要素作为数字经济的支撑作用，助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加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程。

宋清华、谢坤、邓伟：金融科技与货币政策有效性：数量型与价格型工具的比较研究

快速发展的金融科技在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同时，也会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影响。本文将金融科技纳入微观银行学框架，从理论层面剖析了金融科技影响货币政策的微观机理，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并比较了金融科技影响下的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结果发现，金融科技增强了贷款规模和贷款利率对市场利率的敏感性，提升了利率等价格型工具的货币政策效果，但削弱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的作用；相比金融科技低发展区制而言，高发展区制下价格型工具的货币政策有效性在逐渐增强，数量型工具的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呈弱化趋势，即金融科技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具有“价升量减”效应。为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本文提出应进一步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

王金强、黄梅波、崔文星：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主权债务治理困境及其应对分析

主权债务问题是国际发展长期积累的全球性问题。在当下全球权力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过程中，传统的债务治理框架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债务国、传统债权国和新兴债权国的博弈框架已经逐渐展现。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那些遭受疫情冲击的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债务状况持续恶化。而部分西方国家却将主权债务问题不断政治化，大肆宣扬“债务威胁论”与“债务责任论”，不仅肆意夸大债务国的主权债务风险，将债务国的主权债务问题与中国的发展融资进行联系，还支持发展中国家构筑“抗债”统一阵线，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债权国的债务减免施加政治压力。这种大国间的政治博弈直接冲击了传统的主权债务治理范式，形成了全球主权债务的治理困境。中国需要充分利用此次疫情冲击产生的危机效应，以发展的可持续性为导向，将国际发展合作实践与主权债务治理体系的改革相结合，将当前对中国等新兴融资者的污名化指责转向对全球主权债务治理体系的反思和重构；在充分了解债务国合理减债诉求的基础上，尽快与相关债务国开展债务减免和债务重组谈判，确立债务减免的样板国家。中国还需要积极利用现有的发展合作平台，加强与其他新兴债权国和新型发展融资机构的协商，以避免形成债务隔阂。

李成、丁顺文、李一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动态调控效应 ———基于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检验

本文廓清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动态调控宏观经济的机理，揭示了两者协调影响经济的 “黑箱”机制及其在经济不同阶段的搭配方式；运用中国2004—2019年的经济季度数据，构建TVP－SV－VAR模型探究两类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效应。研究发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共同把控流动性“闸门”实现互动协调；财政政策搭配货币政策具有时变性，在整体上“同向发力”推动经济发展；两类政策对产出的影响并非始终如理论一致，在结构层面仍有优化靶向性操作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