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陈雨露：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2021年金融街论坛年会”发表讲话，就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作出现状总结和前景展望，重点分享了我国的几点做法和经验，强调我国将继续秉持开放态度，坚定不移地推动绿色金融国际合作，为实现全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及绿色低碳转型贡献卓越力量。

曹虹剑、赵雨、李姣：“一带一路”倡议提升了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吗?

文章将2015年"一带一路"倡议正式实施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参与这一倡议对中国先进制造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基于2011～2017年A股先进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显著提升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能力,这一结论通过工具变量法等一系列检验后依然稳健。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参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两个渠道提升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一是政府补贴,二是对外直接投资;在现阶段,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企业主要通过政府补贴来提升创新能力。异质性检验显示,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能显著提升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对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的创新激励效应很显著。

许建伟、 刘琨：金融调整渠道下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传递效应研究

随着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存量规模的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通过金融调整渠道对中国经济产生的传递效应日益显著，金融调整渠道逐渐成为贸易调整渠道之外又一条重要的汇率传递通道。文章通过开放宏观经济模型分析发现，汇率波动通过金融调整渠道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的传递效应主要受到投资开放程度、投资替代弹性和投资偏好等相关因素的影响。进一步，文章利用 2003 ～ 2019 年月度数据构建单变量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 AＲDL) 实证研究发现，汇率波动通过金融调整渠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通过贸易调整渠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复杂，除表现为传递的不完全性与滞后性外，汇率波动分别通过基于 FDI 和 OFDI 资产的金融调整渠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即期和存续期还呈现出相互抵消态势。研究结论不仅有效拓宽了汇率传递理论，并对优化中国涉外经济政策以及推动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构建具有现实价值。

肖威：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改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局面?

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利用县域经济数据和城市经济数据分别进行面板分位数回归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存款机制和贷款机制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并且经济增长效应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强于经济较发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二级指标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都能促进经济增长，其中覆盖广度对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作用最大，而使用深度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大。分地区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东部地区，它既能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也能缩小区域内部的经济发展差距。最后，本文提出实施数字普惠金融优先发展战略、平衡区域之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等政策建议。

杨兵、杨杨、杜剑：财政支出类型和货币政策规则的组合效应及稳定性研究

本文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视角，将财政支出类型和货币政策规则纳入 DS_x005f GE 模型中，讨论了财政支出类型与货币政策规则组合的有效性及稳定性。结果表明，第一，积极的财政支出有利于熨平政府支出冲击对投资的影响，温和的财政支出有利于熨平政府支出和政府债务的波动，而产出和通货膨胀对财政支出类型变动的反应不大。第二，在货币政策规则调整过程中，面对政府支出冲击，货币政策更倾向于采取价格型规则为主、数量型规则为辅的混合型规则；面对货币政策冲击，单一的数量型规则更有效。第三，从财政支出类型与货币政策规则的组合效应来看，积极的财政支出与混合型货币政策组合规则最有效，且不同目标下组合效应存在差异；从社会福利损失来看，三目标的社会福利损失大于双目标。第四，在 1998—2019 年期间，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遵循 PMPF 范式，说明财政政策稳定、货币政策不稳定，此时货币政策被动配合财政政策以保证预算约束平衡。

袁梦怡、胡迪：疫情冲击下全球股市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全球股市风险溢出网络，测度疫情期间全球股市风险溢出强度，研究各国 股市风险的传递方向及溢出机制；通过与 2008 年金融危机的横向比较以及全样本纵向分析，探究不同阶段全球股市风险溢出效应的差异。研究发现：（1）疫情期间全球股市风险总溢出强度先上升后下降，其强度明显高于2008 年金融危机与全样本均值。（2）不同时期全球股市风险溢出中心存在差异，中国是全球股市的主要风险接受国。金融危机时期，美国是全球股市单一的风险溢出中心；疫情期间，疫情严重的欧洲国家成为全球股市的风险溢出中心。

熊婉婷：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协调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宏观审慎以减少金融危机对经济稳定产生影响为政策目标，着眼于防范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微观审慎以保护消费者为政策目标，着眼于防范单个金融机构的个体性风险。二者目标相辅相成，政策效果也相互依赖。然而，由于监管部门不同但监管对象和政策工具高度重叠，二者可能出现政策冲突，尤其在经济下行、银行高度集中且业务同质化以及不同监管机构权责不分的情形之下。英美经验表明，无论是独立委员会机制还是央行统筹协调机制，有效的监管协调都离不开明确的权责划分、常态化的沟通协调机制以及流畅透明的信息共享。为了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协同配合，中国可从三方面着手改革。一是打造“一体多翼”的组织治理架构，增强行为监管部门的独立性，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下根据需要设立专家工作组。二是进一步完善信息共享和沟通协调机制，鼓励不同监管机构领导人交叉任职，提高微观审慎机构在系统性风险分析中的参与度，以及借助“服从-解释”机制提高跨部门决策的透明度。三是为潜在政策冲突做好预案，包括预先设定政策目标优先级、进一步完善系统性风险预警机制、拓展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以及鼓励金融机构积累逆周期安全缓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