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潘功胜：推动外汇领域改革发展开创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外汇管理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积极服务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外汇领域改革发展开创新局面，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张明、刘瑶：经常账户变动对实际有效汇率的非对称影响及潜在渠道探析

本文参考OR(2005)三国模型，实证检验了经常账户调整对一国实际有效汇率走向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经常账户顺差增加或逆差缩减驱动经济体实际有效汇率升值；第二，经常账户调整对一国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具有国别间的非对称性与时变效应；第三，制造业规模的大小、估值效应同样影响经常账户对实际有效汇率的传导。本文最重要的政策建议是，各国需要密切关注经常账户调整对实际有效汇率变动构成的冲击，避免两者联动造成贸易条件的恶化。

曾松林、刘周熠、黄赛男：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金融发展与双边跨境银行资本流动

本文基于1985年1季度至2018年4季度的双边跨境银行信贷数据，涵盖18个报告国与191个接受国，总样本量约13万条，考察报告国与接受国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下双边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的影响。基于多维固定效应模型，本文实证结果发现：（1）报告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双边跨境银行资本外流减少，即发生银行信贷撤回现象；（2）报告国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其跨境银行资本外流越低；（3）报告国和接受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时跨境银行资本流动变动的影响存在差异：报告国金融发展水平上升能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时其跨境银行资本撤回；且金融发展较高的接受国为不确定性冲击下跨境银行资本撤回提供更多的银行信贷。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各国央行在制定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宏观审慎政策时不仅需实施跨周期宏观调控，同时也需要考虑报告国与接受国的金融发展因素，实行差异化的双边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管理措施。

喻海燕、赵 晨：双支柱框架下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及适用性

本文引入宏观审慎政策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构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包含跨境资本流动的DSGE模型，从脉冲响应和福利损失两方面探究双支柱框架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搭配的有效性及适用性。研究表明：第一，相比单独实施货币政策，我国实施双支柱框架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搭配能更有效调控跨境资本流动,缓解外生冲击对国内经济金融的影响；第二，不同外生冲击下，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对跨境资本流动的调控效果存在显著差异。数量型工具适用于国内外利差大、外部冲击强度大的情形，而价格型工具适用于应对日常外部冲击较为温和情形；第三，不同资本账户开放度下，双支柱框架下的调控效果均好于单独运用货币政策调控，且政策工具适用情形不变。据此，本文认为，在高质量开放进程中我国应坚持双支柱调控框架，推进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创新，同时加强外部资本流动监测与预警，及时识别外部冲击来源，根据不同冲击特点相机决策政策工具搭配。

丁剑平、白瑞晨：非抛补利率平价偏移、汇率波动与政府杠杆率

在全球不确定性不断提高，汇率波动区间持续走阔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地区）政府的平均杠杆率也在逐年上升，债务问题又重新走进人们视野，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基于158个国家和地区1980-2020年的年度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实证验证汇率波动对政府杠杆率的影响效果，并通过在一般政府债务分析框架中引入偏移的非抛补利率平价条件给予理论解释。实证结果表明：汇率波动与政府杠杆率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该结论在更换指标、分样本回归以及引入工具变量后依然保持稳健。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水平对汇率波动影响政府杠杆率具有负向的调节效应，资本管制则存在门限效应。本研究为我国“稳增长，稳杠杆”提供了有益启示。

邱志刚、苗 萌、王子悦、杨 真：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缴费基数与就业效应 

本文以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法定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变动对企业申报的缴费基数、就业规模等决策的影响和具体机制。在给定监管力度和法律环境下，在法定缴费比例上升时，企业会减小申报基数；反之则增加申报基数。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企业缴费基数是企业与员工共同商量的结果，并且法定缴费比例变动对企业就业规模的影响具有不对称性。在对不同企业类型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1. 当法定比例降低时，省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较低的企业逃费程度降低的幅度大于省社会平均工资较高的企业。2. 当法定比例上升时，资本密集的企业相比于劳动密集的企业会更多地减少就业规模。3. 当法定比例上升时，非国有企业减少就业规模，而国有企业不会。

何知仁、吴 君 ：全球信贷周期与中国跨境资本流动

本文利用全球跨境信贷的量价变化关系识别了全球信贷周期，讨论了全球信贷周期对中国的溢出效应及中国的应对。实证结果表明，即便存在资本管制，中国跨境资本流动依然受到全球信贷周期的显著影响，但不同类型资本流动所受影响的方向存在差异，折射出全球信贷周期具有多种不同的溢出作用机制。概括而言，全球信贷周期可能通过金融渠道影响中国证券投资；通过金融和国际贸易两种渠道影响中国其他投资；对中国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影响。此外，没有证据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上升能够削弱全球信贷周期的溢出效应，相反，汇率波动可能加剧中国双向跨境资本流动，并在总体上导致净流出。据此，本文主张稳慎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