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夏斌：中国经济中长期必须重点关注三大问题

作者直面中国现实，以问题为导向，从投资领域、消费领域、国民经济总体运行领域，指出中国中长期经济要确保可持续发展必须破解的三大关键性、全局性问题。同时，当前急需抓住市场发展中的关键性堵点，抓住影响全局的纲举目张性问题，经济发展才能事半功倍。

刘哲希、郭俊杰、谭涵予、陈彦斌：货币政策能够兼顾“稳增长”与“稳杠杆”双重目标吗？——基于不同杠杆环境的比较

在经济发展新阶段，货币政策如何更好地兼顾“稳增长”与“稳杠杆”双重目标是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含有高杠杆特征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状态依存的局部投影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正常时期与高杠杆时期货币政策效果显著不同。正常时期，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宽松货币政策冲击能够较好地促进经济扩张并保证宏观杠杆率稳定，从而兼顾“稳增长”与“稳杠杆”。在高杠杆时期，宽松货币政策的“稳增长”效果显著弱于正常时期，而且还会推高宏观杠杆率，从而也难以实现“稳杠杆”目标。原因在于，高杠杆下更多的负债主体因偿债压力陷入“借新还旧”状态中，阻塞了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降低了政策调控效率。

宋科、侯津柠、夏乐、朱斯迪：“一带一路”倡议与人民币国际化：来自人民币真实交易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人民币全球跨境交易数据，实证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显著提升沿线国家人民币跨境交易金额和笔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对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邻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高资本账户开放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第二，分货币职能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承担交易媒介和计价单位职能的作用，而对价值贮藏职能没有显著影响。第三，“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沟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五通”渠道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本文为在新时期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合作以及稳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新的理论和经验证据。

邓伟、姜娜、宋敏：借贷便利创新工具改善了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吗？

本文基于手工搜集的96家商业银行数据，研究了借贷便利创新工具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研究发现，借贷便利工具可以显著提升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能力，这一政策效应在规模较小、同业融资依赖度较高的商业银行更为显著，且中期借贷便利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表明，央行的借贷便利工具不仅可以通过合格担保品渠道直接为商业银行提供流动性，还可以通过同业融资渠道间接地向其他银行输送流动性，增强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从而发挥改善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的作用。本文的研究发现对我国借贷便利类货币政策的实施、央行流动性管理以及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谭小芬、左振颖：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市场国家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

本文基于21个新兴市场国家2001-2020年季度数据，研究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市场国家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新兴市场国家银行跨境贷款总资本流入、总资本流出和净资本流入减少，银行跨境债券总资本流入减少。异质性检验表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新兴市场国家银行持有外国净资产能缓解银行跨境总资本流入的减少，背负外国净负债会加剧银行跨境总资本流入的减少，并且前者的缓解效果远远小于后者的加剧效果；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了管理外国风险暴露而与银行进行的衍生品交易也会改变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对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反应，非银行金融机构背负外国净负债会加剧银行跨境债券总资本流入的减少。

战明华、 李帅、汤颜菲、吴周恒：货币政策究竟如何影响经济杠杆率？——银行竞争与货币政策信贷渠道关系视角

保持合理的杠杆率是新时期防控金融风险，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基本保证。考虑到近些年来我国连续遭受重大外部冲击的背景，这一问题就更具重要现实意义。货币政策调控经济杠杆率的效果与银行市场结构密切相关。利用拓展的IS-LM-CC模型，本文构建了分析银行竞争度影响货币政策冲击的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提出了相应的假说并进行了实证检验。主要得到如下结论：一是银行竞争度的提高在短期弱化了货币政策调控经济杠杆率的效果，但长期效应不确定。二是短期内银行竞争对经济杠杆率关于货币政策冲击响应的弱化效应，与银行“利润结构机制”密切相关。三是银行竞争度的影响效果对企业异质类型具有敏感性，特别是对外生制度安排导致的企业异质性影响效果不显著。研究具有创新货币政策调控方式选择，以及协同推进金融和实体市场化改革等政策含义。

胡春阳、马亚明：金融强监管对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间极端风险双向溢出效应的影响

基于150家上市金融与实体机构数据，利用偏t分布Realized-GARCH模型估计日度风险价值，应用Elastic-Net-VHAR网络模型测度金融与实体机构间极端风险溢出水平，使用面板计量模型分析金融强监管政策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银行部门在金融实体网络中具有最高重要性，实体部门对金融部门风险输出水平相对较高。第二，在2013年和2015年两次危机期间，银行等金融部门对实体部门风险输出水平降低，风险输入水平升高；2017年金融强监管政策开启后，呈现出相反趋势；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演化趋势再次反转。第三，金融强监管系列政策有效抑制金融机构受实体风险输入，金融机构影子银行规模是中介传导渠道，同时该风险降低效应在商业银行中更加明显。基于主要结论，为监管层、金融机构、实体企业提出针对性防风险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