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刘伟：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势的内在要求

宏观经济治理是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创造，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聚焦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而深化宏观经济治理体制机制改革，目的在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达成。

胡海峰、白宗航、王爱萍：供应链持股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

增强供应链企业间的协同合作，帮助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重塑稳定安全的合作共生关系，是当前和未来较长时期内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任务，更是新发展阶段推动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本文立足企业高质量发展这一微观视角，基于2008—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系统地考察供应链持股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持股显著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机制分析表明，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供应链关系稳定是供应链持股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潜在作用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供应链持股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在低资源竞争优势、低市场竞争优势、低供应链话语权、低数字化转型、低企业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供应链地理分布较远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供应链持股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虽然能够扩宽企业经营边界，但也降低了同行业内企业的数量，提高了行业挤出风险。本文阐明了供应链持股这一特殊的供应链关系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构建现代化、安全稳定的供应链体系和优化上市公司融资结构、提高上市公司直接融资比重提供了政策参考。

曾燕、查佳婧、杨海生、杨存奕：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模式探究：经济与民生的视角

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实现人民共同富裕，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发挥着关键作用。现阶段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已取得显著成果，但数字普惠金融新风险显现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严峻，这要求深入剖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脉络，从发展模式中总结经验教训，为未来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找到切入点。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其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从供需角度考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利用有限混合模型客观分组的功能理清其发展模式及模式转换过程，并基于高维中介模型深入探究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经济基础、设施基础、民生需求和政府能力是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2）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存在动态演变，即经济基础与民生需求分别在不同阶段发挥主要驱动作用，呈现出“经济基础主导（供给推动）—民生需求主导（需求拉动）—经济基础主导（供给推动）”的增长模式转换特征。（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模式的差异和模式转换来源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作用机制转变。本文的重要发现在于揭示中国部分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资源的错配现象，即处在瓶颈阶段的地区往往拥有更丰富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资源，而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需求却显著低于其他地区，发展成本也高于其他地区。研究结论能够为数字普惠金融的高质量发展战略制定提供参考。

杨雅鑫、宋科、张劲帆：互联网理财、财富效应与居民消费——来自互联网平台居民理财行为的微观证据

随着金融科技迅速发展，可充分挖掘并发挥互联网理财推动居民消费增长、扩大内需方面作用。本文基于经典财富效应理论，从支付宝平台随机抽取约 3 万个活跃用户的理财行为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理财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互联网理财投资收益能够有效促进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财富效应，且此效应在电商消费层面更为显著。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CHFS)的交叉验证结果表明，该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②中介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理财主要通过优化收入结构来促进居民消费；③互联网理财的财富效应并不存在明显的下沉效应；④互联网理财能够提高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在电商消费中的占比，显著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本文为进一步优化收入结构、促进居民消费升级，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据和政策启示。

朱超、刘静怡：企业数字化能带来超额股票收益吗？——一个投资者数字偏好的视角

本文建立一个包含投资者数字偏好的资产定价模型，解释企业数字化水平的股票超额收益。理论模型和2010—2021年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共同支持以下发现：第一，企业数字化水平能带来股票横截面超额收益。与没有数字化的企业相比，数字化能带来2%左右的股票超额收益。第二，投资者数字偏好与超额收益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当数字偏好超过一定阈值后，股票超额收益会随数字偏好上升而下降。第三，本文构建数字因子，并建立包含市场因子与数字因子的双因子模型，发现数字因子对股票收益具有显著的解释能力。以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为例，包含市场因子与数字因子的双因子框架比三因子模型的解释能力强28.2%。本文的研究帮助理解数字经济这一新兴业态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并讨论投资者偏好在其中的作用。这将有助于在新的市场背景下理解股票收益，帮助企业和投资者制定合理的投资策略。

李珂欣：全球不确定性与外汇储备变动

全球不确定性进一步提高给外汇储备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基于1991—2017年57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全球不确定性对各经济体外汇储备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外汇储备具有“逆周期性”，即全球不确定性上升能够显著减少各经济体的外汇储备规模，反之将增加各经济体的外汇储备规模。第二，全球不确定性通过贸易渠道、资本流动渠道和汇率渠道影响外汇储备规模。具体地，全球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净出口规模下降、资本流出增加、本币贬值压力增大，各国需要抛售外汇储备以维持出口规模、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和本币币值稳定，且上述渠道主要在新兴市场经济体成立。第三，趋向固定的汇率制度、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较高、外债占比较高的经济体，全球不确定性上升对其外汇储备规模的负向影响较大，即需要调控外汇储备以应对全球不确定性的进一步提高。本文的研究为在全球不确定性攀升背景下理解和管理外汇储备提供了经验参考。

潘敏、李静静：极端气候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极端气候频繁发生会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决策，包括家庭的投资决策。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2019年五轮调查数据和国家气象科学信息中心的气候数据，实证研究了极端气候对中国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极端高温会显著降低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概率和配置比例，而极端低温和极端强降雨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未产生显著影响；极端高温主要通过影响家庭成员的健康水平以及家庭收入水平进而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绿色基础设施和补充医疗保险可以有效缓解极端高温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负向影响；极端高温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具有“劫富”特征，即极端高温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高收入家庭中。本文拓展了极端气候微观经济后果的研究，对推进我国金融市场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