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刘伟：科学认识与切实发展新质生产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面临的重大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习近平同志关于“新质生产力”的论述，为我们探索这一重大问题提供了指引和遵循。从经济理论上来说，新质生产力在经济理论上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创新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理论等各方面均体现出时代化、中国化的新拓展;从经济实践上来说，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点在于需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新质生产力的载体在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规律，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根本特征;必须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产业结构演进规律，新质生产力的体现是结构高度提升;必须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新质生产力的实现机制是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基础。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要求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其中最根本的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其重中之重。

余静文，李媛媛：海外直接投资与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传导——基于创新行为的视角

美国货币政策是全球金融周期的主要驱动力，其国际传导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波动、金融动荡的重要来源。美国货币政策一阶冲击的国际传导已经得到了较广泛的研究，但是鲜有研究关注美国货币政策二阶冲击，即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国际传导。本文尝试从企业创新行为的视角，研究这种不确定性冲击通过OFDI企业对中国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将基于企业层面的OFDI数据，利用美联储议息会议引致的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意外变动来进行因果关系识别。研究结果表明，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能够影响OFDI企业，其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均随着不确定性的提高而提高。机制分析表明，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效果取决于资本管制程度，OFDI目的地的资本管制程度越低，OFDI企业受到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溢出影响越大。并且，在实物期权渠道和增长期权渠道中，增长期权渠道占据了主导。进一步分析发现，支撑OFDI企业创新行为的是企业金融化程度的下降，OFDI企业减少了金融资产的配置。本文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详细探讨，提供了美国货币政策二阶冲击对实体经济影响的新的经验证据，对于企业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周期冲击下的风险外溢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

曹国强，谢建国，寥陈成：“一带一路”倡议的和平效应

作为新时代具有国际公共产品属性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能否解决全球和平赤字备受各界关注。本文基于2006-2019年乌普萨拉冲突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参与国内部冲突的影响。结果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有效抑制了参与国内部冲突，并且随着一国参与时间的延长，这一抑制效应会边际递增。究其原因，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改善了参与国的就业和收入分配等民生状况，从而提高了民众参与冲突的机会成本，缓和了低收入群体的不满情绪，促使国内局势更加稳定。另一方面，倡议秉持的“共商”理念得到了广泛实践和深入内化，使得参与国的协商民主水平显著提升，从而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分歧，国内政治生态持续向好，冲突随之明显减少。此外，“一带一路”倡议释放的和平效应在冲突规模、合作内容、参与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与美国政治关系等维度表现出较大异质性。本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具体实践平台，已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强大动力和牢固纽带。

汪青，杨权，刘文华， 陆茸：“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经济治理——基于外部失衡的视角

克服世界经济失衡问题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此背景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一种新路径。本文从理论机制上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其参与国外部失衡变动的影响，并基于2000—2020年130个经济体的样本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DID），实证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参与国外部失衡变动的效应。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减轻了参与国的外部失衡程度，对全球经济治理呈现出积极的作用，该结论的有效性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得到验证；异质性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外部失衡减轻效应对收入处于中高等、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经常账户持续性逆差的经济体更为显著；机制检验揭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权益资产规模提升与结构优化渠道对参与国外部失衡的缓解产生积极作用。本文研究从全球经济治理层面为理解“一带一路”倡议功能的发挥提供了新视角，有效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在实践层面为推动外部失衡的调整与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何青，胡通，梁柏林：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历史经验与中国启示

新质生产力是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充分发挥金融的功能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大要求。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表明，金融、经济增长和生产力进步三者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金融可以提供优质的服务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在需求端形成生产力进步的动力，生产力进步又可以在供给端带来经济质和量的提升；另一方面，金融可以通过银行和资本市场为生产力进步提供资金支持，生产力进步又能够为金融提供良好的回报。同时，金融是把“双刃剑”，历史上多次金融危机对生产力造成了影响，加强金融监管是促进金融、经济增长和生产力进步三者良性循环的保障。因此，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既要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又要完善金融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具体地，一是构建资本市场与银行并重的金融体系，为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二是健全资本进入和退出机制，形成金融投资和高科技企业发展的良性循环；三是要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贯彻好新发展理念。

马勇，周笑涵：过度负债如何影响经济：文献述评与理论反思

在全球范围内，随着世界各国的金融体系日渐发达，生产、投资、消费等基本的经济活动越来越依赖于债务的推动，这导致了越来越高的债务水平，债务也相应成为现代经济中关联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一个关键纽带。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债务和经济之间关系的理解还非常不足。本文从宏微观相结合的角度，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综合与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归纳了过度负债影响经济运行的机制和路径。本文认为，对债务问题及其可持续性的理解，最关键是要将其置于债务如何被决定、被分配和被运用的动态过程中，从债务所指向的生产（消费）主体及其活动来动态地理解债务的总量和结构如何最终引发了经济中供给和需求的不平衡，以及这种不平衡所导致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本文经过分析发现：从微观基础来看，宏观视角下的高债务率之所以会导致风险，其背后的原因是借款人群体中“不靠谱”的借款人和投资项目比率的不断上升；从宏观角度来看，债务过度的本质是一方面在消费端创造了无效或者过度的需求，另一方面在生产端未能实现供给的有效增加，两相作用之下，过度（无偿还能力）需求和产能过剩所导致的债务违约就会大面积出现，最终演变为宏观层面的债务危机。此外，本文还对现有研究中一些亟待解决但尚未解决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反思。

王剑，刘南希：转型中的最优银行结构：小银行优势理论与实践述评

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需要适配不同的金融体系。我国经济进入转型期，发展模式从要素投入驱动型逐渐转为技术创新驱动型，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活动层出不穷，什么样的银行结构能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和实践回顾，阐释了小银行优势理论的核心要点以及在我国实践的现实效果，分析了经济新常态下小银行优势在我国是否适用，并分别进行评述与展望，为探索更优的银行体系结构提供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