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剑平：2016年全球金融危机离我们有多远？

一、2016年的两个可能的“极值”预警

2016年初的全球股市大跌预示着从现在到2018年这段时间是金融危机“敏感期”（倒计时）。然而现实生活中很少人愿意听到这类预期。2016年随着美联储是否再加息（44%的可能性）和日本负利率推进（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格局相仿），国际“黑天鹅”事件将爆发频繁。美日两国在经济领域的“一唱一和”是1997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推动力。当时美元加息和升值，日元贬值（日本取代了东南亚的出口市场）。使得亚洲负债国难以扛过艰难岁月，资本抽逃后爆发危机。另一方面外汇市场历史上一直将美元作为“避风港”（而不是欧元和日元）。面临本次美联储加息周期，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脆弱性将暴露出来。伯克利的 Barry Eichengreen说巴西、南非、泰国和土耳其（并非中国）将是2016年危机聚焦的地方。因为这些国家较高的短期债务容易遭受崩溃。危机的源头还是债务累积和资产泡沫（美国商业地产价格以达到历史峰值，超过上次泡沫的18%）。实体经济价格（石油为例）“通缩”伴随着虚拟经济价格（美国商业地产为例）“通胀”（泡沫）。这就是两个“极值”。历史上有些类似点会惊人地重演。

在黑石对2016年的预言中：（1）美联储2016年仅会加息一次。2015年12月提高利率后，美联储将在2016年仅加息一次，将短期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而非像去年12月16日暗示的那样多次加息。经济疲软、公司业绩差以及新兴市场陷入困境，是美联储采取谨慎策略的原因。2016年下半年，美联储将积极考虑让政策转向，甚至真的下调利率。2016年美国真实GDP增长率低于2%。（2）海外投资者逃离美国市场。美国经济和股市的低迷表现，将促使海外投资者减持美股。大选竞争激烈造成政策面出现不确定因素，这让今后的前景更不明朗。随着美元贬值，欧元/美元汇率上涨至1.20。（3）负利率使得日本摆脱经济衰退困境。原因是“安倍经济学”开始发挥作用。日本经济增长了1%，但日元进一步贬值，美元/日元汇率升至130。日经指数上涨到了22000点。（4）大宗商品价格企稳。原因在于农产品和工业原料制造商将减产。新兴经济体走出衰退阴霾，其股市在2016年的好转，会让所有人都大为吃惊。（5）中国经济也面临着“硬着陆”的概率……等十个预测。黑石的预测是否准确，值得商榷。

二、美欧经济体可能爆发的危机

2008年后复苏完全是靠政府的“救援”宽松货币政策拉动起来的，然而实体经济的复苏滞后很多。两国“极值”继续在发酵……。

欧洲的（PIIGS“猪国”）主权债务危机还在持续发酵之中。希腊在2015年违约IMF的贷款。新选出的政府（左翼）反对欧元区提出的“紧缩”措施，扬言要退出欧元区。希腊政府投资太多，福利太多使得其债台高筑。如果希腊退出，其他“猪国”也会效仿。欧洲央行再也无法救助1万多亿美元的债务问题。英国也在退出欧元区问题上设条件。欧元区各种危机“鞋子落地”还悬在上面。欧洲国家都在实施负利率政策（NIPP）。即便知道可能陷入流动性陷阱，但他们还是饮鸩止渴。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上政府资产已经膨胀到不可收拾地步。

2016年美国经济也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强劲，过去五年也只不过每年增长0.6%。民调也预期2016年其余月份也是如此。2008年时的美国对“二房”有毒资产“打包”，让投资者无法辨认。而如今类似问题又出现了。美国政府支持的对学生的贷款出现问题了。评级公司无视这些学生的还款能力便将这些信贷评级很高。美国政府要对尚未偿还的1.2万亿美元的学生贷款负责（作为比较尺度：2014年澳大利亚GDP只不过是8520亿）。更有甚者，负债累累的学生难以再就业和参与购房购车活动。2016年1月美国失业率下跌到4.9%，虽然是2008年危机以来最低的，但统计中也有问题，把临时工也算入了就业，否则失业率将提高到10.5%。在职工人的薪金也呈现出停滞状态。无论是批发还是零售都在下跌。根据商务部报告，工厂的订单从2015年12月就开始下滑。出口萎靡，公司利润下滑。美联储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这场信贷扩张的后果，信贷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进入了虚拟经济的用于“股票回购”的融资。Grantham（GMO创建者）是曾经预测过2000年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专家，他预测美国股市可能今年崩盘。由此导致全球金融危机。他也是基于政府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负债不可承受。政府已经高度负债无法伸出手再来救企业违约。此外美国总统竞选前后也是危机爆发敏感期。

三、新兴市场经济体可能爆发的危机

伦敦城已经预测今年金融市场会发生2008-09年类似的严重危机。其预兆是新兴市场国家的“通缩潮”。苏格兰皇家银行爱德华已提示投资者尽快“脱手”（除了高质量的债券之外）。那些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将变成“自由落体”。全球股市将跌20%左右（这次中国也有可能成为源头之一）。更加危言耸听，股市暴跌50%。

俄罗斯和巴西由于外债和经济脆弱使得汇率波动相当频繁。两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相当高。巴西的“数十亿美元贿赂丑闻”和俄罗斯面临的低落的油价让其财政不可持续。短期外债随着美元坚挺而难以持续。公司倒闭潮在所难免。政府难以对汇率波动加以控制，货币大贬值引发的危机一直存在。而这些国家政府对消减政府财政开支一直在左右为难，由此他们干预外汇市场的效果可想而知。土耳其的危机主要来自地缘政治。泰国的危机主要来自城乡割裂和国王健康的不确定性。南非的危机主要来自大宗商品价跌和劳工潮。

“通缩潮”（以石油跌入一桶30美元为标志）必然紧跟着“失业潮”（这一点与郎咸平预测的相同）。中国施行部分资本项目管制后可以将部分外流资本限制在国内。2016年初的熔断机制（波动触及7%）也触发股市暴跌。对信贷需求的跌落标志着中国经济的继续下滑。中国的二线和三线的房地产（鬼城）也会出现房地产价格难以维系。若房地产价格下跌则会使得金融业资产抵押问题无法收拾。若中国经济发展停滞，波及全球，各国央行刺激经济的宽松量化政策的“子弹”已经打完了，日本央行实施的负利率作为标志。许多欧洲国家也早就抬出了负利率（NIRP）政策。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充斥着购买的政府资产。中国地方政府也有高负债、投资过度问题；那些内生性因素（人口数量下降、人口老龄化）将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然而，中国与其他经济体不同，中国的金融机构背后有政府的影子，还有3.5万亿外汇储备作为政府的强势干预作为保障。在中国全面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但中国2016年面临的局势也相当严峻。

四、2016年G20在中国的峰会议题

面对两个“极值”（大宗商品价格最低值；美国资产价格最高值）可能引发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由于低油价引发的财政债务危机、由于将美元作为“避风港”的资本外逃引发的货币贬值（自由落体式），二十国集团在中国的峰会议题要有所涉及。二十国集团的出现本身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出现的重要组织形式，成员国共同协调来阻止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下滑和资产泡沫引发的危机（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这必将作为重要议题。成员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要协调起来“抱团取暖”来应对2016-2018年的危机“敏感期”。

具体涉及到：一、全球利率政策协调：避免发达经济体通过负利率造成的货币竞争性贬值和继续“吹大”资产泡沫；二、汇率政策协调：在上述避免竞争性贬值的机制基础上，新兴市场经济体如何避免债务危机（上调利率）引发的货币暴跌；三、全球如何应对信贷膨胀但实体经济融资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