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融思想沙龙（总第186期）围绕“中美经济金融政策周期的演进与未来走向”展开研讨
2022年6月1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货币金融系主办的大金融思想沙龙（总第186期）以线上直播方式举办，本次沙龙主题为“中美经济金融政策周期的演进与未来走向”。
在本次会议中，IMI研究员、中国工商银行投资银行部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首席分析师王彬做主题分享，厦门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继续教育学院院长朱孟楠，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罗振兴，IMI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张成思参与研讨，本次沙龙由IMI研究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赵然主持。
王彬在主题分享中指出，中国经济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放缓，今年疫情加速经济下行，而在疫情后实现经济恢复，疫情防控是根本基础，宏观政策的作用相对次要。这与欧美在没有有效控制疫情仅通过超级宽松政策稳定经济的增长模式差异巨大。今年中国经济稳增长面临压力，稳增长是今年宏观政策重心所在，预计政策力度会集中在上半年释放。中国宏观政策路径和影响相对可预期。疫情持续与货币扩张共同推升了美国通胀。当前美联储货币加速转向是通胀走高所采取的被迫无奈之举。本轮美联储加息的经济与金融基础更加脆弱，最终可能在通胀、增长、债务、股市的纠结中再次调整和转向。
在研讨环节中，朱孟楠指出，第一，要把整体经济做大做实做强。财政货币政策肯定很重要，但归根到底最重要的是一个经济的发展，高质量发展。不管什么样的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也就是说，做大做实做强整体经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最根本的。如何做大做强经济，可以从供求两端发力，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发展新经济，做强科技经济、绿色经济、数字经济、民生经济是重点。同时，完善国内大市场，进一步建设“一带一路”，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内外经济双循环。第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同汇率政策保持一致。瞄准目标，实施科学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地进行政策搭配，通过主要政策搭配、协调，使政策效果达致最优境界。首先，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效搭配，两个政策在规模上、结构上、价格上要协同协调；其次，是财政政策与汇率政策、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的有效协调；第三，货币政策与外汇储备政策的协调协同，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是世界第一，但如何加强外汇储备风险管理，还有很多文章要做，包括如何确定适度外汇储备规模、如何动态优化外汇储备结构、如何有效管理外汇储备风险等，都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特别的，要加强国际间的金融货币合作。在当今世界，单打独斗已过时，画地为牢必然会走进死胡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大趋势。同时，打造高品质的国际合作平台，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等。由此促进我国经济稳健、可持续发展。
朱海斌认为，第一，要积极考虑针对家庭部门的纾困政策，尤其是消费券和现金发放政策。目前消费券只在部分城市，当前需求不足是核心问题，政策无论是企业纾困还是基建投资，政策出发点仍然在保市场主体和保就业。但今年海外需求将大概率走弱，国内需求明显不足，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如果仅仅对企业和基建方面进行政策支持，政策效果会大打折扣。需要在消费端尤其是针对家庭部门做政策配合。无论是美国还是香港的经验，消费券的乘数效应非常明显。第二，要加快政策调整，推动宏观经济面迅速好转。现在核心问题是人民银行是不是要考虑降息。央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降，虽然信贷政策现在是明显放松，但是央行今年降息的可能性非常低。但央行还是尽可能的要大幅降息作为稳增长政策的一个部分；降息不是最紧要、最有效的政策，但作为一揽子政策来讲应该成为稳增长政策的一个部分。央行主要强调两个因素，分别是国内通胀上升和中美货币政策的差异导致部分资本外流。通胀CPI最新2.1%，但食品价格和能源价格走高，核心CPI最新仍然是0.9%；通胀并不应成为货币政策的制约条件，当前需求不足经济下行需要货币政策加力。资本外流更加适用资本向下宏观审慎政策和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来应对，而不是通过利率政策的制约来应对。如果加快政策调整，推动宏观经济面迅速好转。
罗振兴从中国问题谈起，认为近些年中国消费薄弱，内循环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原因总结为六个“P”：一是“P2P”乱象使一批中产阶级消失；二是用“PPT”代替真实项目的创新就业的泡沫，至今仍在消化；三是“PPP” 使一些民营企业深陷其中；四是“Pig”猪价上涨影响了一部分人前两年的生活，涉及的是民生问题；五是“Pandemic” 影响了不少中小企业；六是“Policy”政策变动过于频繁。这些短期问题慢慢能解决，但不好解决的问题是长期的三个“P”的问题。一是“Population”人口的问题；二是“Populism”民粹主义的问题；三是“Politics”。关于美国的问题，短期看疫情是美国迫在眉睫的危机，处理的核心点是加大刺激力度，避免重蹈当年应对金融危机时的覆辙，无论是金融还是财政政策的力度都历史罕见，直接后果是美国今天的复苏，解决了短痛问题。带来的是长痛问题即处于历史高位的通货膨胀，长期问题还有政府债务问题，这些都很难解决。再谈中美之间经济和金融周期的问题。中美的经济、金融联系中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是相互之间的贸易对世界具有重大影响，可能对全球贸易造成冲击；另一方面是证券投资以及金融市场上，中美对全球溢出的影响也在迅速增强。政策建议方面，全球性经济复苏需要中美两国就全球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协调，但同时要强调中国的经济主权和自主性。对待国内通胀问题除了看同比增长外，要关注绝对价格水平。此外，国内政策有三个方面需要决策，一是增量还是存量；二是结构还是规模；三是制度改革、制度建设还是做政策性、权变式、临时性的调整。
张成思认为，第一，中国的政策走势和中美经济发展的互动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共识性内容。国内经济主要是受疫情影响，在财政层面需要加码，可能需要考虑发行特别国债，比货币政策更有针对性。美国经济复苏和美国经济通胀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从学术界来看这个问题，美国通胀表现符合经济运行的规律，例如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奥肯定律”以及菲利普斯曲线所刻画的关系。他认为，美国经济运行回到了从衰退到繁荣，再从繁荣到衰退的经济周期的常态上来，美国加息带来后续经济下行，以后再反过来用提振政策替换掉紧缩政策来熨平经济周期。美国这一套运行体系和我们现在不可同日而语。第二，我国经济未来的发展首要还是看疫情变化。如果未来疫情完全缓解了，由于中国经济运行非常有韧性，复苏也是指日可待的。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今天过度强调货币政策的宽松，未来我们在通胀方面会面临较大压力。现在的货币政策更应该是前瞻性指引的做法，以对市场提供一些积极的信号，从长期看比大水漫灌更理性。货币政策在目前经济运行背景下，还是要稳扎稳打。第三，现在我们一直强调应该宽松，或者中国货币政策的实施可以更宽松，但有一个问题是和什么比更宽松，和什么状态比更宽松，什么做法才是更宽松。这都是非常关键性、基准性的问题，如果这个基准性问题把握好了，再基于此指导实施货币政策的调整，后续获得的经济运行的成效可能要更好。
大金融思想沙龙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和财政金融学院货币金融系联合发起设立的高层次学术沙龙，分“全球领袖”、“政策专家”、“学术名家”、“业界精英”与“青年学者”五个系列。沙龙立足中国实践、紧跟国际前沿，为推动新时期“大金融”学科建设，深入开展“大金融”理论、政策与战略研究搭建高水平、专业化、开放式的学术交流平台。“大金融”概念，在学理上源于黄达教授所倡导的宏微观金融理论相结合的基本思路，在理念上源于金融和实体经济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的系统思维。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大金融论纲》中系统论证了“大金融”命题的基本内涵和方法论思想，为全面构建有利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和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大金融”体系框架奠定了理论和实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