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融思想沙龙总第181期 | “金融助力十四五新征程”系列沙龙（第24期）：金融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角色

2022年4月1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货币金融系主办的“金融助力十四五新征程”系列沙龙第24期（大金融思想沙龙总第181期）以线上直播方式举办，本次沙龙主题为“金融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角色”。

在本次会议中，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罗煜做主题分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高惺惟、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及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李迅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及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王国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参与研讨，本次沙龙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涂永红主持。

罗煜认为“金融在实现共同富裕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的问题应该基于三方面的考虑：金融的核心功能是资源配置，从而有利于收入和财富的增长；金融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嫌贫爱富”的行业，直观上与共同富裕有距离；金融业自身在社会收入分配格局中占据绝对优势。从现有的研究中可以看到，金融发展有利于弥合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机制是间接的、不明朗的，但从扩大的角度说，作用链条却是直接、明确的，如果不加以规制，金融的发展最后可能会加剧贫富差距。需要注意的是，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可能要通过特定的制度背景去分析，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金融业最终要服务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存在阶级属性上的差异。金融可以通过优化再分配政策、推动普惠金融特别是数字普惠金融、金融赋权、提供风险保障机制等渠道，来服务于共同富裕目标，特别是金融政策要保护人民群众的货币购买力，以及对金融化现象加以约束。此外，在金融快速发展的时期，需要引导社会树立健康的价值观，避免金融投机主义、食利主义思想盛行。

高惺惟指出，当前我们需要关注在推进普惠金融过程中的可能引发金融风险的一些问题，只有守住不发生金融风险的底线，普惠金融才能更好地为共同富裕服务。其中我想重点谈的一个角度是市场与政府在推动普惠金融过程中定位不当的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要发挥决定性作用，它的根本前提就是政府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那么，当前我国在推动普惠金融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政府与市场这两只手定位不当的问题，是否存在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界限不清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关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商业性金融机构是否真心实意做普惠。对小微企业和农户提供普惠性贷款成本高、风险大、收益低，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如果没有中央银行的低息再贷款和财政补贴，商业银行还是否愿意去做普惠。而若政府或监管部门过多的采用行政命令或行政激励的手段要求金融机构为中小微企业、农户提供普惠型贷款，是否会带来一种虚假的普惠。第二，我国目前缺少专门聚焦普惠金融的政策性金融机构。金融要更好地为农户、为小微企业等弱势群体提供服务，这就需要更好地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我们在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做普惠金融的同时，应该让政策性金融机构去兜普惠金融的底，让财政兜政策性金融的底。这方面可以参考德国的做法。第三，普惠金融的压力是否增加了我国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普惠金融考核目标使得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业务纷纷下沉，从而压缩了中小银行的生存空间。整体业务的下沉意味着客户质量的下降。贷款质量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信用风险同样值得警惕，要防范普惠金融导致的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上升的问题。

李迅雷认为需要发挥社会分配机制和金融手段助力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需要通过财政的手段，包括税制改革。通常的说法是“一次分配解决效率，二次分配解决公平”。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又提出“三次分配“即发展社会慈善事业，增强企业家和高收入阶层的社会责任。金融对于社会公平方面应该要起到改善作用，而不是起反作用。现有的分配格局确实存在问题，目前中国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利润占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的比重过高。中国对于金融的监管日趋规范，涉及到牌照管控，实际上力度非常大，有利于金融风险的控制，但要防范个别金融企业占有过大的行业利润份额。目前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快于中等收入群体，贫富差距实际上并未显著缩小。中国居民要缩小财富的差距，更需要面对房地产去金融化的问题。体现收入水平、收入差距的相关数据能否有效地获得，对于是否能在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形成一个比较良好的、有效的建议非常重要。

王国刚认为金融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他指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一直在践行普惠金融和共同富裕。目前提出共同富裕，强调的是现阶段中国的共同富裕还不平衡不充分，应在构建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过程中，推进共同富裕和普惠金融迈上新台阶。金融的使命在于支持实体经济做大、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分蛋糕”上有三个机制，即行政机制、财政机制和市场机制。金融作用的发挥更偏向于市场机制。如果居民只有劳动者和消费者的身份，一旦劳动者身份失去，意味着生存和发展出现问题，由此，打破铁饭碗、促进劳动力流动是比较困难的。在市场经济中，居民应该具有三重经济身份，即劳动者、消费者和投资者。一旦劳动者身份暂时失去，可以用投资者身份的投资收入来支持生存发展。中国的居民进行金融投资有三个特点：一是居民的大量资金以存款方式存入银。二是金融市场投资中，债权债务产品（包括银行理财等占比大，股权所占比重比较小。三是中长期的存款比较多，活期存款占比较小。现实中存在着难以满足居民金融投资需求的金融短板，主要表现为：1.股权投资渠道不畅。关键性核心技术的研发需要有足够的种子基金、天使基金等支持，但中国此类基金严重不足。2.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形成国内长期资本支持的长期资产，但居民的消费剩余资金很难转化为此类资本。3.居民金融投资的产品和渠道不足。居民储蓄只能转为债务性资金，不可能成为股权性资金，不能满足企业长期发展的资本需求。居民直接介入实体经济的直接渠道太少。应降低金融投资门槛，激励广大居民的金融投资，使金融成为广大居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

杨涛从四个方面阐明观点。第一，金融支持共同富裕与传统普惠金融的概念辨析。在普惠金融的发展中，一直存在着概念差异。狭义概念是更多侧重于金融支持特定的弱势群体，而2015年我国发布的普惠金融发展规划就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普惠金融可以立足于一些机会平等、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需求的社会各阶层群体都提供合适的金融服务。之后还有一些新概念，都与现在提的金融支持共同富裕存在差异。不过这些概念背后有三方面要点共同涵盖了所谓广义普惠金融的内涵：一是如何真正提升金融的效率，优化金融功能，保障金融安全，使整个金融服务的质量获得水涨船高的结果，这种情况下各类群体都能从中受益。二是有无一些手段，包括利用新技术手段来实现金融服务的精准治理精准治疗，针对小微企业和特定群体提供更有温度的金融产品。三是能否不断优化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和土壤，包括征信环境、制度规则、金融伦理等。而基于金融支持共同富裕，相关概念边界可能进一步拓展。第二，具象化讨论金融可以为共同富裕做什么事情。根据习总书记讲话确定的共同富裕六大重点里，除了高收入的规范，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些更多地依靠财税政策，其他很多方面都跟金融问题密切相关，尤其是随着金融数字化、金融科技的发展，金融在这些领域能够做更多的事情。比如面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的问题，在所谓新经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过程中，对应的金融体制如果能进一步适应增强产业数字化内生动力的需求，那么就能够在增长动力方面找到一点新抓手，天然就可能促进共同富裕蛋糕做大。第三，金融要助力共同富裕，首先要做好防范自身的风险与问题，加强消费者保护。要充分提高对风险的识别跟判断的能力，在不添麻烦的同时实现更好的把合适的金融产品匹配给合适的客户。与之相应的，就是如何加强对金融消费者、金融投资者保护。这个问题不仅产生在供给侧，也可能产生在需求侧，对金融消费者从需求端进行保护，这也是金融支持共同富裕的重要的保障。除了常规性的消费者保护措施之外，还更加要重视系统性、体制性、制度性的问题。第四，充分重视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建设。土壤尽可能的完善，承载于上的金融交易活动就可能更好地进行有效资源配置。从狭义上讲，金融基础设施指各种各样的支付清算设施，广义的还包括数据服务体系、征信技术、监管合规、财务会计、金融文化等。而生态本质上是土壤，包含的内容更多了，比如现在不断强调的金融伦理问题，金融伦理加上技术伦理，引发出金融科技伦理更复杂的一些内涵。现在我们不能仅就道德层面讨论虚无缥渺的金融伦理，而是把它落到自律、标准方面。所有基础性的东西做好了，未来的金融发展才能真正使得金融服务共同富裕建立在资源合理配置基础上，使得“普”和“惠”都更好地落地。

大金融思想沙龙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和财政金融学院货币金融系联合发起设立的高层次学术沙龙，分“全球领袖”、“政策专家”、“学术名家”、“业界精英”与“青年学者”五个系列。沙龙立足中国实践、紧跟国际前沿，为推动新时期“大金融”学科建设，深入开展“大金融”理论、政策与战略研究搭建高水平、专业化、开放式的学术交流平台。“大金融”概念，在学理上源于黄达教授所倡导的宏微观金融理论相结合的基本思路，在理念上源于金融和实体经济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的系统思维。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大金融论纲》中系统论证了“大金融”命题的基本内涵和方法论思想，为全面构建有利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和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大金融”体系框架奠定了理论和实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