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内容摘要如下：

「卷首」

陈雨露：社会融资规模与金融业综合统计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金融业综合统计工作。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明确指出，要“统筹负责金融业综合统计，通过金融业全覆盖的数据收集，加强和改善金融宏观调控，维护金融稳定”。2016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今年广义货币M2预期增长13%左右，社会融资规模余额增长13%左右。”这是《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社会融资规模余额增长目标，标志着社会融资规模与广义货币供应量一起成为货币政策的调控指标……

管涛：尊重价值规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未来之出路

“8.11”汇改，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又迈出重大步伐。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必须尊重“价值决定价格、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价值规律。为此，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要坚持强势人民币理念，不为市场预期所左右；要客服浮动恐惧，逐步调整适应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新常态。同时，央行要保持对外汇市场的适度调控，防止汇率短期内过度波动或者长期偏离均衡水平。

孙鲁军：关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199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先后进行了三次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面对新的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需要对现行的汇率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目标。目前应采取有效措施，创造条件，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平稳“迈进”。

潘敏：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完善我国货币政策体系面临的挑战

构建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宏观金融调控体系，对完善我国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创新货币政策工具、优化政策工具组合、转变政策调控方式、疏通政策传导渠道和提升政策效果等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将更趋多元化，目标之间的权衡取舍更加困难；中央银行在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的选择中兼顾数量目标和价格目标的平衡与转换能力的要求更高；中短期结构性政策工具虽然有利于稳增长，但需要解决中短期政策工具与长期目标之间的期限匹配、发挥政策工具的市场调节功能以及优化政策工具组合搭配等问题；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换则面临多元目标下的相机抉择向单一规则转型、调控时机把握、调控力度掌控以及利率调控模式选择等问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将会更加复杂，效果更加不确定。客观认识新常态下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职能，提升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将有利于破解货币政策体系完善中面临的问题。

路 妍、吴 琼：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调整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分析

本文分析了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新特点和演化趋势，并分析了其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我们发现：近年来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发达经济体间形成了多元化局面；由以往的“量化”逐步向“质化”转变；由以往的“救市与救政府并举”转变为“重点救市，兼顾救政府”。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新变化必然对人民币汇率变动产生影响，即：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压力增加，相对日元和欧元不确定性增加；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调整增强了人民币汇率走势的相关性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复杂程度；目前宏观因素仍是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根本原因。因此，针对这种变化，中国应采取相应对策，以避免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调整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从而保证中国金融市场的安全和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李明辉、刘莉亚、黄叶苨：巴塞尔协议Ⅲ净稳定融资比率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来自中国银行业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0-2014年期间中国102家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分别从银行负债融资成本、贷款信用风险、贷款资产收益率、其它盈利资产收益率、生息资产盈利能力和单位资产盈利水平这六个角度实证检验了巴塞尔协议Ⅲ中的长期结构流动性监管指标——净稳定融资比率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1）净稳定融资比率的提高显著提升了我国银行的负债融资成本，降低了银行的贷款信用风险；（2）净稳定融资比率的提高会降低银行的贷款资产收益率，提升其它盈利资产收益率水平，不能显著提升银行生息资产的盈利能力；（3）总体而言，净稳定融资比率的提高增加了银行单位资产盈利水平。

王 擎、田 娇：银行资本监管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传递——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

旨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巴塞尔协议Ⅲ已于2013年1月在中国开始施行。基于中国经济金融制度国情和数据构建的包含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的DSGE模型，分析发生资产价格冲击、流动性冲击、外生违约冲击等六类不同外生冲击下，系统性金融风险传递的运行机制。结果显示，受到资本约束的个体银行通过银行间市场传递系统性风险至实体经济，基于各类银行资本充足平均水平的小幅度提高资本要求，以及更加严格地加强资本不足银行的监管，将有助于抑制金融风险传递。

佟家栋、许家云、毛其淋：人民币汇率、企业出口边际与出口动态

基于2000—2007年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高度细化的海关数据，本文深入考察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中国工业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1）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出口决策、出口数量、出口价格和出口额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从标准化系数来看，其对出口数量、出口价格和出口额的影响相对较大，这说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更多体现在集约边际上，并且在集约边际内部，企业主要通过调整出口数量来应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对其出口的冲击；（2）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因企业生产率水平、规模、融资约束、所有制和贸易方式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3）就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企业出口持续期的生存分析发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显著缩短了企业出口的持续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