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内容摘要如下：

「卷首」

王兆星：国际银行监管规则改革趋势和几点思考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按照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承诺和确定的改革方向，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积极推进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其基本逻辑是通过重构金融监管框架和机制，修复引发危机的“断层线”，尽可能防范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并最大限度降低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和破坏性。迄今为止，以抑制系统性风险累积和扩散为核心……

陈雨露、马勇、 阮卓阳：金融周期和金融波动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

文通过对全球68个主要经济体1981-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系统考察了金融周期和金融波动对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金融高涨期和衰退期，经济增长率较低，同时容易爆发金融危机；相比之下，金融正常期的经济增长率更高，同时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也更强。这意味着，只有当金融周期处于相对平稳的正常状态时才有助于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反之，不论金融周期过热还是过冷，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都会受到明显的负面影响。此外，无论金融周期处于何种阶段（高涨期、衰退期或正常期），金融波动的增加都伴随着更低的经济增长率和更高的金融危机发生概率，这意味着，金融波动的增加不仅会显著削弱一国的经济增长，同时还会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明显上升。

丁志杰、田园：论资本项目有管理可兑换

本文运用中国跨境资本流动财务绩效分析，反思资本项目开放理论和政策的缺陷，认为理论上的资本流动福利效应得不到实证支持，据此制定政策使发展中国家陷入资本项目开放魔咒；基于中国实践提出的有管理可兑换，对发展中国家资本项目开放和资本流动管理具有一般适用性；发展中国家要在资本项目开放国际规则制定中争取主导权，要赋予资本流动管理措施应有的地位。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既定的目标，但改革进程需要动态优化。

马骏、施康、王红林、王立升：利率传导机制的动态研究

本文在马骏和王红林（2014）的静态模型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中国的利率传导机制。根据中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业为主体的特点，该模型刻画了在银行体系面临诸多制度约束、金融市场发展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央行的政策利率调整如何传导至各个金融市场利率，继而影响实体经济的动态过程。模型的模拟结果进一步证实，贷存比限制、对贷款的数量限制、高存款准备金率等因素会不同程度地弱化和扭曲政策利率的传导，削弱利率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此外，我们将动态模型加以拓展，用来测算经济周期因素所造成的政策利率传导的效率损失。本文的主要政策含义是，取消贷存比上限、逐步淡出对贷款的数量限制和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将有助于改善利率传导机制，为向新的货币政策框架转型创造条件。

黄 宪、夏仕龙：最优货币中介目标的国际比较——基于DAG-SVAR模型

学术界围绕最优货币中介目标的选择，在利率、简单加总货币量、迪维西亚货币量之间争论不休。本文基于DAG-SVAR模型，分别对美国、欧元区、英国的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R、简单加总货币量M2、迪维西亚货币量D2对物价P、产出Y影响的相对重要性进行实证比较。结果发现，在美国，M2对Y的影响最大，R对P的影响最大；在欧元区，D2对Y的影响最大，M2对P的影响最大；在英国，M2对Y和P的影响都最大。总的来说，若货币最终目标是经济增长，则美国、英国的最优中介目标是简单加总货币量，欧元区的最优中介目标是迪维西亚货币量；若货币最终目标是物价稳定，则美国的最优中介目标是利率，欧元区、英国的最优中介目标是简单加总货币量。由此可见，对于不同的经济体或者不同的货币最终目标，最优中介目标的选择可能有所不同。本文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利率普遍优于货币量，迪维西亚货币量普遍优于简单加总货币量”学术共识的反向补充。

钟凯、 程小可、张伟华：货币政策、信息透明度与企业信贷期限结构

本文基于2004-201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系统考察了货币政策对企业信贷期限结构之影响，以及信息透明度所具有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货币政策越紧缩，企业信贷期限结构越短，而信息透明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银根紧缩的冲击；深入分析排除了政府干预、大股东控制、成长性与企业信贷需求等潜在干扰因素的影响。本文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对企业信贷融资的影响主要由供给主导，而非需求方的主动选择，同时阐明了信息透明度在信贷资源配置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对深化我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祝继高、胡诗阳、 陆正飞：商业银行从事影子银行业务的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基于影子银行体系资金融出方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06-2012年商业银行同业业务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的数据，从影子银行体系资金融出方的角度，分析了商业银行从事影子银行业务的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本文发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业绩好的银行、资产规模小的银行、贷款比率和存款比率高的银行以及位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高的省份的银行，其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业务规模更小，说明银行业绩压力以及外部金融发展水平是影响商业银行开展同业业务的重要因素。而且，商业银行从事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业务的规模越大，其潜在经营风险越高，具体表现为买入返售业务的低收益率降低了商业银行的总资产收益率，但是这种负效应在存贷比比率高的银行并不显著，说明商业银行向影子银行体系融出资金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规避贷款能力受监管限制而对业绩造成的负面影响。

王美昌、徐康宁：“一带一路”国家双边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基于空间交互作用视角

本文从空间交互作用的视角，基于投资、物价、利率、汇率和国际石油价格5个传导机制和以动态双边贸易总额权重为连接矩阵，构建了一个包含51个国家的GVAR模型考察“一带一路”国家双边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国家间的经济增长、利率、进口和出口贸易四个经济变量存在同周期性；长期来看，该地区双边出口和进口贸易1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1.57%和1.77%，相反，中国经济增长1.2%则可提高该地区双边进出口贸易分别为0.63%和1.02%，但短期内，双向冲击的结果均为负；这两种关系在各国间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