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内容摘要如下：
[卷首]
吴晓求：进一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
中国金融的开放是历史的趋势，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金融开放的逻辑起点。金融开放需要法制基础、契约精神、透明度和人民币长期信用等软实力的支撑。在“十四五”即将开启之时，中国金融开放的步伐没有停下来，金融机构的开放是中国金融开放的着力点。在“十四五”时期，金融的开放会进一步加快。中国的开放是历史趋势，而要完成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定的到 2035 年把中国建设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远景目标，金融开放的作用非常重要。
赵敏：货币低估、全球分工与国际价值转移:理论与中国经验数据
本文将货币低估、技术国际差异和资本跨国垄断等国际价值转移机制综合到同一理论框架中,构建了以汇率和非汇率因素构成的国际价值转移模型。研究表明,在后福特制积累体制下,一国主权货币作为世界货币使得不发达国家被动卷入世界货币发行国的资本积累逻辑,并参与该逻辑下的国际分工。在世界货币发行国资本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中,货币低估、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基于结构化分工体系的商品交换成为不发达国家对外价值转移的主要机制。基于1995-2009年中国数据的测算结果显示,中国在世界市场中存在较大规模的国际价值转移,人民币汇率低估是中国国际价值转移主要机制。
马勇、姚驰：双支柱下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效应——基于银行风险承担的视角
本文基于有限责任制下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理论模型,分析了双支柱框架下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调控效应。理论分析表明:货币政策的放松刺激了银行的风险偏好,导致银行部门总体风险水平的上升;相反,以资本约束和杠杆率监管为代表的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抑制银行的过度风险承担。并且,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存在相互作用,一方面,宏观审慎监管能够部分抵消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影响;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的放松恶化了宏观审慎监管所面临的权衡。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我国69家商业银行2009～2018年的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的结论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首先,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得到了经验数据的支持,并且这一影响存在显著的关于银行资本水平的门槛效应。其次,宽松货币政策下,银行资本水平的门槛值有所上升;而较为严格的宏观审慎监管则降低了门槛值。并且,宏观审慎监管不仅直接降低了银行风险,而且有效抑制了银行在宽松货币政策下的过度风险承担。最后,货币政策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门槛效应在不同性质的银行中存在差异,相比于国有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对货币政策更为敏感。
董兵兵、徐慧伦、谭小芬：货币政策能够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吗?——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为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需平衡好稳增长、调结构和防风险三者间的关系。在此背景下,本文在两部门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异质性抵押约束,探讨货币政策如何兼顾稳增长和防风险,进而促进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本文模拟结果显示:（1）降低利率和强化国企抵押约束可促进稳增长与稳杠杆。推动国企贷款利率趋于市场水平并降低非国企贷款成本,积极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将增进其政策效果;（2）2008-2016年宏观杠杆率上升主要与国企抵押约束过松有关,2017年后利率对宏观杠杆率的调控增强;（3）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下,货币政策盯住宏观杠杆率,并根据政策目标和经济背景适时调整利率与杠杆率的内生关系,能够优化货币政策效果。对于降低利率和强化国企抵押约束的政策组合,根据宏观杠杆率的变化同向调整利率水平有利于经济稳步增长和宏观杠杆率趋稳。
管涛：人民币升值、“热钱”与消失的顺差——兼辨析三套数据背后的差异
2020年6月份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持续升值,再次引发了国内对于"热钱"问题的关注。本文利用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银行结售汇、代客涉外收付款和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分析2020年人民币升值压力来源。由于统计口径不同,三套数据反映的结果存在差异,有时方向甚至截然相反。作为四大宏观经济统计账户之一,国际收支账户是国际通行口径,对分析形势、宏观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国际收支平衡表的静态和动态数据均显示,经常项目顺差是2020年驱动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力量,"热钱"流入的贡献有限。在中国国际收支状况已经基本平衡的情况下,缓解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主要矛盾不在于"促平衡"而在于"扩流出","控流入"的政策效果更为有限。
何青、冯浩铭、余吉双：应对新冠疫情冲击的货币政策国际协调
新冠疫情冲击了世界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稳定。很多国家推出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应对危机。从经典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博弈理论来看,应对本次疫情冲击的各国货币政策协调性不足,"以邻为壑"的非合作均衡效果明显。为数不多的货币政策协调也存在执行力不足、深度与广度不够、新兴市场国家话语权低等问题。在世界经济紧密联系、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加强的背景下,为了应对疫情冲击,国际组织需要创设协议和合作剩余分配机制,寻找货币政策刺激效果和防止国际资产泡沫之间的平衡,加强政策沟通和信息共享,提高新兴市场国家话语权,建设有效的应对危机的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机制。中国应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建立长期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在现有的IMF和G20等平台上发挥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协调桥梁作用,通过持续开展央行间技术性合作等措施参与和推进协调进程。
许唯聪、李勤昌：“一带一路”贸易便利化空间差异对中国贸易流量的影响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下,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意义重大。加强与域内国家（地区）间的贸易往来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而贸易便利化水平对此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利用统计的方法观察"一带一路"沿线贸易便利化水平的空间差异和时间差异后,进一步利用空间计量方法考察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差异性对贸易流量的影响和贸易便利化的空间外溢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基本呈现由东向西逐步增强的空间分布特征,贸易便利化对贸易流量影响的潜力则呈现自西向东逐步增强的空间分布特征,贸易便利化存在空间外溢效应。据此本文提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首先重点加快中国与中亚国家间的贸易便利化建设水平,并利用空间外溢效应逐步提高中国与俄罗斯、东欧、东亚、东南亚及南亚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于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空间有限的西北欧国家,我们应通过中欧贸易投资制度性安排稳定和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防止贸易自由化倒退。由此便可在空间上实现"一带一路"全域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从而带动中国与"一带一路"全域贸易流量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