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内容摘要如下：

「卷首」

潘功胜：中国外汇市场形势发展

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实践证明，坚定不移地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目标的强大推动力和重要保障，是进一步提升中国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之举。

陈彦斌、陈伟泽：潜在增速缺口与宏观政策目标重构——兼以中国实践评西方主流宏观理论的缺陷

理想的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应该呈现为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等短期指标在合理区间内平稳运行,而且潜在增速相对稳定。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了产出缺口较小而潜在增速快速下调的现象,以逆周期调控为核心的新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主流理论难以适用于此情形。因此,本文提出"潜在增速缺口"概念——潜在产出增速与潜在产出合理增速的差值,试图构建一个新的宏观政策一般性理论框架来分析宏观政策目标体系重构问题。该理论框架的优势在于能够将长期潜在增速与短期产出水平的权衡取舍关系纳入到统一分析框架内。本文得到超越传统宏观调控理论的两个一般性结论。第一,当潜在增速内生决定时,名义刚性会导致潜在增速无效调整,因此需要把潜在增速缺口纳入宏观调控目标体系中。第二,由于存在产出缺口与潜在增速缺口的权衡取舍关系,因此短期总需求管理政策需要对潜在增速缺口作出必要反应。有鉴于此,由于现阶段中国潜在增速处于持续下调状态,宏观调控不宜再以产出缺口为零为核心目标。中国宏观调控可持续3—5年适当增加力度,即让产出缺口保持为正以收窄负向潜在增速缺口,这有助于中国经济走出潜在增速与总需求螺旋式下调的局面,并提高宏观调控效率。

战明华、李帅、姚耀军、吴周恒：投资潮涌、双重金融摩擦与货币政策传导——转型时期货币政策的结构调控功能探究

在银行融资与企业融资两大市场均存在金融摩擦的条件下,经济转型时期的"投资潮涌"蕴含重要货币经济学含义。以货币政策调控行业过剩产能为例,本文为解释转型时期中国货币政策结构调控功能构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并对相关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经验证据显示:当不同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在抵押能力信息传递上存在系统异质性时,货币政策具有显著产能调控功能,而调控作用的大小与企业产权结构以及货币政策工具类型有关。通过融合"投资潮涌"与BGG理论,本文将BGG理论中的货币政策效应异质性从企业层面拓展至行业层面,进而揭示了传统非结构性货币政策在转型经济背景下何以具有结构调控功能的理论机制。结论表明,进一步夯实金融市场微观基础,协同推进实体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于健全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体系至关重要。文章也为通过进一步完善和创新分类调控政策思路,实现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的货币政策操作路径提供了政策启示。

刘乐：“一带一路”的安全保障

为了有效应对"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安全风险,需要对"一带一路"进行全面、充分和可靠的安全保障。目前,"一带一路"的安全保障主要有市场化、东道国和工作组三种方式。其中,市场化方式是指由安保行业的相关企业和人员提供安全服务,东道国方式是指由海外项目的所在国提供安全保障,工作组方式是指项目相关国政府间以此形式协调安保事务。此外,"一带一路"的安全保障还有母国行动、国际协作和国际组织等其他方式可供选取。在此基础上,为了更有力地保障"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建立、发展和完善"一带一路"的安全保障体系,并在此过程中做到政府与企业、回应与预防、常态与应急、陆上与海上、双边与多边并重,以及成本和边界约束。其中,作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发起方,中国政府目前主要从政治支持、理念贡献和机制建设等方面参与构建"一带一路"的安全保障体系。

丁剑平、吴洋：避险情绪和国家风险影响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空间效应研究

近年来全球各类"黑天鹅"事件频发,各国纷纷继续采取宽松型的货币政策试图提振本国经济。在全球降息潮背景下,如何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再次成为学界的重要关注点。文章以考虑风险溢价因素影响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作为理论框架,在分别以"货币锚"为基准评估各国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制度稳定性后,通过一个空间面板模型分析避险情绪与国家风险因素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并从侧面检验了传统"三元悖论"的稳定性。研究发现:第一,全球避险情绪与国家风险水平上升都会显著地影响货币政策独立性,受此影响,传统的"三元悖论"稳定性会显著下降,并可能会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二元悖论";第二,国家风险水平对于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只有在全球避险情绪上升时才会发生,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外国风险水平对于本国的冲击要高于本国风险;第三,在经济全球化造成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相比汇率制度更能影响一国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文章对全球风险上升时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分析,对于中国在当前形势下通过深化汇率与金融改革、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潘敏、张新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兼论货币政策锚的选择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嵌入结构性财政政策,包含两类家庭、劳动中介、厂商、中央银行、财政部门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组合,比较分析了各类积极财政政策工具的宏观经济效应,考察了货币政策锚的选择对各类财政政策工具引致的长期福利损失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短期,增加消费性财政支出与降低劳动收入税率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刺激作用最明显,但同时也应留意其导致政府债务风险上升的弊端;而在长期,则需注重发挥生产性财政支出政策对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保障作用。此外,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时间一旦过长,其长期效果将受削弱并对宏观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为减轻其引致的长期经济波动与福利损失,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微调中应注重以物价稳定为锚。

郑联盛：平均通胀目标制:理论逻辑与政策前瞻

美联储2020年将其货币政策从弹性通胀目标制转向平均通胀目标制，这是美国对通胀目标制的适应性调整。本文回顾美国实施平均通胀目标制的政策背景，重点对平均通胀目标制的政策框架及未来可能的政策举措进行分析，同时对平均通胀目标制的潜在不确定性进行剖析。平均通胀目标制以回顾性与弥补性作为政策逻辑，采用盯住平均通胀目标值进行物价跨期调整，以实现复胀目标及充分就业。潜在增长率下降、自然利率下行、低利率或零利率约束以及磁滞效应等是美国实施平均通胀目标制的政策背景。平均通胀目标制仍实行“双目标”政策框架，但更强调充分就业，在坚持利率为核心工具的同时将更多采用量化宽松政策、前瞻性指引、扭转操作或收益率曲线控制等非常规货币政策，以实现物价阶段性“超调”及填补失业缺口。但是，平均通胀目标制可能高估其对菲利普斯曲线扁平化调整的有效性，并低估结构因素、市场预期黏性及国别差异性，同时，央行资产负债表操作潜藏重大金融风险。平均通胀目标制具有负面外溢效应，而新兴经济体处于更为被动的地位。中国需关注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内外统筹、深化改革、防范风险，保障金融稳定，有效促进双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