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李扬：化解地方债务风险要有体制解决方案

中国解决债务问题，应当说不是很难。为回击国际上对中国债务问题的攻击，我们曾经编制了国家资产负债表。中国政府确实有负债，而且近些年债务增长很快，但同时中国政府的资产额也很大，这几年增长得更快。目前政府资产占全社会资产的30%-40%，其中很大部分是经营性资产、优良资产，因此可以通过资产置换的方式解决当下的债务问题，这应该是可行的。可考虑妥善安排出售部分经营性国有资产，以弥合地方政府的债务空缺。这里涉及部分国有企业的民营化问题，当然需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做好平衡。

王国刚：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之要义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金融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制和推进器。金融高质量发展应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问题的系列重要论述为行动指南。紧扣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提高金融与经济的契合程度，这同时就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过程。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金融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需要有效解决好完善金融统计、防范债务增长风险、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控等问题。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确立尊重常识、尊重规律和尊重法律的改革理念，厘清各层面的改革重心，形成判别金融改革成效的标准体系。

郭凯明，王钰冰，龚六堂：劳动供给转变、有为政府作用与人工智能时代开启

人工智能技术革命是机器由在工业经济时代主要替代人的体力劳动转变为在数字经济时代主要替代人的脑力劳动的更深层次和更广范围的工业革命，本文研究了机器应用和劳动供给转变对生产结构转型和分配结构演化的影响。本文发现只有在特定的经济结构中，机器应用、劳动供给转变或通用技术创新才能促进机器更多地替代人的脑力劳动和脑力密集型生产方式更多地替代体力密集型生产方式，进而开启人工智能时代。如果机器和人的替代弹性还不高，机器的脑力工作偏向型技术还不成熟，那么须发挥有为政府作用，通过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结构转型升级的路径转换。为了稳定劳动收入份额，政府还应逐步加强加大机器收入税调节，形成工业革命红利由人民共享的新发展模式与效率和公平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

江轩宇，朱梦遥，谢蓉蓉：城市群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微观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视角的研究

基于国家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背景，本文探讨了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高质量发展重要动力源的城市群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群政策显著提高了区域内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表明城市群政策有助于优化初次收入分配制度，使得员工更好地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1）促进市场公平竞争、降低企业垄断利润，缓解政府干预下企业对资本要素的过度投资，以及增强自主研发强度是城市群政策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作用路径；（2）城市群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当企业所在地行政垄断水平较高、企业所处地区政府干预程度较高、企业的劳动资本互补关系较强时，城市群政策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正向关系更加显著；（3）城市群政策主要提高了普通员工而非高管的劳动收入份额，同时降低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内涵；（4）纳入城市群政策的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均显著得到了提升，且不存在明显的外溢效应，排除了中心城市“虹吸效应”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干扰。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城市群政策经济后果及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领域的文献，也对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张焕明，马昭君：宏观金融杠杆波动抑制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提高吗？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在新发展理念下进一步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作为连接二者的风险载体，宏观金融杠杆是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为考察宏观金融杠杆波动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水平的影响，本文选取2008—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DEA-Malmquist指数对各省份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进行测度。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受到外部环境变化以及政策的冲击，各省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波动较大，主要受技术进步指数的影响；宏观金融杠杆波动不利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水平的提升，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宏观金融杠杆波动通过阻碍技术进步抑制了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支撑能力。本研究在结构性杠杆调整的背景下，为维护金融稳定、提高金融效率，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功能提供了有益借鉴。

司登奎，李小林，葛新宇：金融稳定目标下非常规财政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同效应研究

如何有效促进经济“稳中求进”并严密防范各种风险，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以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现阶段政策部门关注的重点所在。本文在一个包含多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纳入家庭住房抵押借款摩擦和银行贷款摩擦，深入探讨非常规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对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以及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效果，并分别考察了非常规财政政策、信贷类宏观审慎政策及其二者协同调控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非常规财政政策能够通过降低利差维护金融稳定，但会产生道德风险和效率成本问题；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发挥“抑房价”并弱化住房贷款与非住房贷款之间“挤出效应”的作用，但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呈“倒U”型特征。“财政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协同调控能够有效引导信贷资金流向实体部门并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困境，对于促进我国经济与金融的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刘诚：数字化进程与线上市场配置效率——基于平台流量倾斜的微观证据

数字化进程助推中国进入数字经济时代，资源配置场所逐渐从线下转到线上。与传统的线下市场相比，流量成为线上市场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而平台往往对与之建立紧密合作关系的部分商家进行流量倾斜，这深刻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本文基于携程特牌酒店准自然实验，使用入住率体现线上市场配置效率，实证考察享受流量倾斜的特牌酒店是否获得更高的入住率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流量倾斜显著提升了酒店入住率，与价格机制相比其作用较为突出，并且处理内生性问题后该结果仍然成立。在数字化进程不同时期、对于不同类型酒店，流量倾斜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分别具有动态递增性和普遍性。流量倾斜的作用机制可以归纳为数据机制，即针对性强化特牌酒店的数据流量及其数据服务，提升酒店产品和服务质量，提高网上评分，从而提高入住率。此外，流量倾斜可以引导用户提前预订，促进跨时间的供需匹配。相关结论对各行业推进数字化进程、研判平台流量实际效益以及提高线上市场配置效率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