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张杰： “放不下的心愿”与金融学的“东方神韵”

2023年2月18日，黄达先生以九十八岁高龄仙逝。笔者念及前些年离陕北上，虽非入室弟子，却幸沐知遇之恩，耳濡目染二十余载，为人为学，皆受益良多。因此，痛惜之余，不揣冒昧写下一些文字，略述先生学术贡献，并在字里行间寄托哀思。

吴晓求 ，方明浩，何青，谭松涛： 资本市场成长的逻辑：金融脱媒与科技进步

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和基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融资和投资活动逐步市场化，形成了脱媒的趋势。金融脱媒成为资本市场存在并得以发展的内生性动力，顺应了企业部门多样化的融资需求，满足了居民部门日益增长的财富管理需求，促进了金融功能从融资为主向融与财富管理并重转型。资本市场与科技进步之间存在密切的耦合关系，在促进科技创新发展的同时，资本市场借助科技的进步和企业的成长推动自身的繁荣。本文从资本市场成长的历史和逻辑出发，深入研究促进资本市场成长的两大因素，对资本市场发展的深层机理和结构性变革趋势进了分析和总结，从而有助于中国资本市场功能的健全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

宋科，孟源祎，尹李峰：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金融风险传导机制研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持续累积可能会引发债务危机，并在很大程度上会向金融体系传导，引发金融风险。本文基于2012-2018年中国268个地级市的数据，分析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对金融风险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积累能够显著地传导并引发金融风险。在经济增速较慢、财政分权程度更高的地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对金融风险的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发现，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会通过银行业金融机构行为与地方政府行为渠道影响金融风险。本文将土地制度、财政制度与金融制度等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所得结论对于深化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管理，并以此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与决策参考。

陈瑶雯，莫敏，张桢林，范祚军：新发展格局下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汇率机制

提高出口产业水平是高质量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关键，汇率是重要的考量要素。本文从汇率波动与产业发展的理论关联切入，结合汇率不完全传递理论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分析汇率波动对出口产业结构的影响机理，进而构建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人民币汇率分别贬值1%～10%的情景，着重分析人民币汇率贬值5%时对中国出口产业结构的影响和作用大小。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升值（或贬值）对产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3%~5%的人民币汇率波动范围对中国出口产业发展而言最有利。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厘清人民币汇率波动如何影响中国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基于中国出口产业结构调整结果把握人民币汇率波动方向和幅度的合理范围，为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汇率机制及出口产业汇率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江春，雷振锋，胡德宝，司登奎：利率市场化改革能促进企业创新吗？——基于中国人民银行取消贷款利率上下限的经验证据

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阐释了利率市场化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微观机理，理论分析表明，利率市场化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信贷扭曲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为识别利率市场化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因果效应，本文基于中国人民银行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限和下限为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结果显示，利率市场化每增加1单位标准差，企业创新绩效平均提升约样本标准差的65.086%。同时，利率市场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在融资约束较高、融资依赖程度较高以及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样本中更为凸显。本文结论表明，有序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能够为培育创新型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持。

谭小芬，虞梦微，王欣康：跨境资本流动的新特征、新风险及其政策建议

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球的经济金融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危机后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结构、参与主体和行为特征都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呈现跨境银行信贷流入下降、债券类证券投资流入上升、非银行业金融部门重要性上升等新特征。以上新特征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各国尤其是新兴经济体面临债券类证券投资流入占比上升引起的金融不稳定性增加、非银行业金融部门崛起带来的金融脆弱性上升、外币债券规模上升带来的货币错配风险。跨境资本流动是输入性金融风险的重要传导渠道，在当前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下，厘清跨境资本流动在全球以及中国出现的新特征和新风险，对输入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王晓芳，鲁科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

本文基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化视角，分析了主权信用货币与超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稳定性，以论证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必要性。本文还试图给出一种未来可能的国际货币体系演化路径。现阶段，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发展，将有助于缓解“新特里芬难题”，增加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与公平性，并为创建超主权货币奠定基础。为此，首先应持续保持中国经济相对增长优势，不断增强自身在政治、经济与军事等方面的国际影响力，稳步有序开放国内资本市场，打通人民币国际循环渠道，并进一步获取大宗商品人民币定价权；其次应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亚欧非大陆经济一体化发展，并加强与欧洲的货币政策协调；最后应坚定维护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并呼吁各国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霸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