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吴晓求 ：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文章剖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并强调了金融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

陈贞竹，李力，余昌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及信号效应研究
——基于金融市场高频识别的视角

本文首先基于我国利率互换市场的高频交易数据识别了货币政策的外生冲击，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探讨了不同类型货币政策工具对经济活动的传导效率，并检验了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信号渠道”。研究结果发现：（1）在宏观层面上，准备金率和银行间市场回购利率（R007）都可以通过银行信贷渠道影响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但准备金率的影响更大，持续时间更长；在微观层面上，信用利差的上升会放大准备金率和R007对企业融资的影响，且对于R007的放大作用更强。（2）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中存在“信号渠道”。央行发布的货币政策包含了对未来经济的展望，一定程度上可以引导公众预期。（3）对于不同产权性质、资产负债结构、成立时间的微观企业，我国货币政策和信号效应的传导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

彭红枫，余静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深化对外开放和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新战略，也是在经济新常态下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积极战略部署。贸易和资金的联通离不开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本项目开放举措。本文重新构建资本项目开放指标，采取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和双重差分法，从政策协同的视角分析资本项目开放的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政策协同对于资本项目开放发挥经济效应十分重要。当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采取的资本流入管制放松措施与中国的资本流出管制放松措施相匹配时，推进资本流入管制放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此外，“一带一路”倡议显著降低了沿线国家的资本流入管制程度，中国的资本流出管制放松在区域内具有政策传递效应。

陈伟光，明元鹏 ：国家金融安全视角下SWIFT系统与央行数字货币：发展路径与逻辑关系

SWIFT系统作为跨境支付领域的公共品，在愈演愈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中，私物化为金融制裁的工具，各国金融安全面临重大挑战。央行数字货币应用于跨境支付有两种方式。为促进央行数字货币跨境支付互操作性，可构建兼容系统、单一系统和互联系统的央行数字货币。SWIFT系统与央行数字货币存在合作与替代双重关系。中国在加快数字人民币研发和试点的同时，应依托“一带一路”建设等区域合作机制有序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积极参与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合作，建立起高效安全的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

李振，宋科，侯津柠，赵奇锋 ：经济政策波动、数字金融发展与银行流动性创造

流动性创造功能的发挥是银行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使用2007年第1季度－2020年第2季度我国36家上市商业银行面板数据，考察了在数字金融发展视角下经济政策波动如何影响银行流动性创造。结果表明，经济政策波动上升会抑制银行流动性创造，且主要体现在对银行资产端和负债端流动性创造的抑制，但会促进银行表外流动性创造。基于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中介效应分析发现，经济政策波动上升主要是通过银行降低资本风险承担、资产风险承担和违约风险承担，从而抑制银行流动性创造。对于反映银行数字化转型程度的移动服务、研发能力、软件应用和公司治理等水平较高的银行，经济政策波动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负向影响有所降低。但是对于处在反映数字金融服务总体水平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等水平较高地区的银行，经济政策波动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

虞梦微，谭小芬，赵茜，李想：全球金融周期与新兴市场跨境债券资本流动管理
——来自EPFR跨境债券基金的证据

为缓解全球金融周期对新兴市场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本文使用时变因子载荷的动态因子模型从流入新兴市场的跨境债券基金资本流动中提取共同因子及其相应的时变因子载荷，研究各类宏观政策在不同的资本流动时期以及全球金融周期所处的不同阶段对于抵御全球金融周期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基于借款人的宏观审慎政策在抵御全球金融周期中的效果十分显著；货币政策的效果具有非对称性；对于政府债务水平较低的国家，财政政策有助于抵御全球金融周期，对于政府债务水平较高的国家，财政政策的作用则不显著；全球金融安全网可以在资本流入骤停时降低对全球金融周期的敏感性。进一步考察发现，全球前三大或前五大资产管理公司在一国的跨境债券基金中的市场份额越高，基准指数驱动型基金和ETF这两类基金的占比越高，会放大一国对全球金融周期的敏感度。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新兴市场如何运用宏观政策和微观审慎监测降低对全球金融周期的风险敞口提供政策依据，有利于新兴经济体防范外部冲击，构建与高水平金融开放相适应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框架。

关伟，刘丽萍，邵梯航：美国不确定性是中国股市波动的影响因子吗？

为有效识别影响中国股市波动的外部风险因子，我们以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为研究对象，采用美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金融不确定性指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以及地缘风险指数度量美国的不确定性冲击，并通过单因子和双因子的混频波动率GARCH-MIDAS模型考察美国四类不确定性冲击对中国股市波动的影响以及不同市场的异质性反应，进而识别中国股市波动的外部风险因子。研究结果发现：（1）相比于其他三类不确定性冲击，美国金融不确定性对中国股市波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美国金融不确定性对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波动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深证成指影响程度更大；（3）基于已实现波动率与金融不确定性的双因子模型可以改进单因子模型的估计和预测效果，且MCS检验结果进一步表明，对于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包含金融不确定性的模型始终具有稳定的样本外预测优势。因此，美国金融不确定性是中国股市波动的一个重要影响因子，纳入美国金融不确定性对提高中国股市波动的预测精度具有积极作用，有利于预测和控制股市波动，促进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

梅冬州，马振宇：全球金融风险冲击下的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波动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迅速上升，新冠疫情的爆发更是给世界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多重风险叠加严重影响了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本文采用面板局部投影法首先考察风险冲击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发现杠杆率较高、金融市场摩擦较大、经济周期处于衰退阶段的新兴经济体，会遭受更严重的负面冲击。基于此，本文构建一个小国开放DSGE模型详细分析全球金融风险冲击影响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对于杠杆率较高和金融市场摩擦程度较大的新兴经济体，风险冲击会使企业风险溢价更大幅度上升，对经济造成更严重的负面影响；对于资本流动顺周期性较强的新兴经济体，风险冲击会显著抬高国家主权风险溢价，使国内基准利率上升，放大风险冲击的负面影响。因此，本文认为新兴经济体通过控制宏观杠杆率、完善金融基础设施、逆周期调节跨境资本流动等手段，能够有效降低风险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