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资本市场30年，发展确实迅猛，成就巨大。35年前的1985年，中央制定“七五”规划时候，连“金融市场”“资本市场”这样的概念都不敢提。在当时的金融学术界还引发了关于“金融市场”概念和“资金市场”概念哪个正确的讨论。今天被学术界普遍认为的一流学术刊物——中国人民银行主办的《金融研究》，当时曾经组织了很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包括我读研究生期间的老师讨论什么是“金融市场”、什么叫“资金市场”。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涉及姓“资”姓“社”问题，中央文件用的是“资金市场”概念，连“金融市场”概念都不敢用，更别说“资本市场”的概念了。

张  杰：金融学在中国的发展:基于本土化批判吸收的西学东渐

尽管中国人很早就有记述和评价货币金融现象的传统，但金融学成为一门专门学问或者学科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结果。第一次西学东渐延续百余年，经历从引进、消化到初创的黄金时期，奠定了现代金融学在中国的最初基础。第二次西学东渐时间不长，短短二十余年间模仿苏联做法，折射出当时特殊体制选择对货币金融学科的深刻影响。第三次西学东渐伴随改革开放进程与中国经济金融的迅速崛起，经过从一开始引进欧美之学到随后与国内传统货币银行学产生冲突磨合的曲折过程，国内金融学体系渐趋成熟。在三次西学东渐过程中，国人的本土化努力贯穿始终。进入新世纪，中国金融故事逐渐引起全球瞩目，金融学的本土化或者中国特色金融学的创新发展迎来新机遇与新挑战。

罗   煜、张  祎、朱文宇：基于银行流动性管理视角的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协调研究

本文从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视角出发，探究银行微观主体行为如何影响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我们借鉴净稳定资金比例的设计理念，将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管理行为纳入传统理论模型，刻画出两种流动性管理行为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效率的潜在影响及传导路径。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我国50家商业银行2012年第1季度—2018年第2季度面板数据对该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我们发现，银行为提升长期流动性水平而进行的优化信贷资产结构的行为，能够显著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但是，部分净稳定资金比例较低的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调整非信贷资产结构的行为则有可能降低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因此，在贯彻既有流动性监管措施的同时，关注与引导银行资产结构调整方式，对增进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大有裨益。

罗长远、曾帅：“走出去”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以中国2007-2017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走出去”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企业与未参与的企业相比，融资约束水平有所上升。处于重点对接省份的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企业的融资约束更有可能加剧。与国有企业不同，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私人企业的融资约束明显提高，而且处在重点对接行业和省份的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私人企业融资约束更有可能加剧。从机制上看，由于观察周期尚短和其它因素的限制，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以后，它们在信贷资源获取、利润率和生产率等方面还未体现出优势来。从政策上说，需要进一步拓宽思路对企业形成更有效的金融支持，以提高“一带一路”建设的可持续性。

肖祖沔、彭红枫、向丽锦：贸易摩擦、宏观经济波动与经济开放程度的选择

本文构建一个包含关税冲击以及外汇风险溢价的两国开放经济DSGE模型，创新地揭示了关税冲击造成实际汇率波动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刻画了关税变动、贸易条件与实际汇率之间的动态关系与作用机制。我们深入分析了不同经济开放程度下贸易摩擦造成的宏观经济波动以及经济福利损失。结果表明，在一定贸易开放程度下，外国加收关税一方面会导致本国贸易条件恶化，引发出口及产出下降；另一方面会导致本国汇率贬值，引发出口及产出增长。关税冲击发生后短期中汇率贬值效应占优，本国产出会出现小幅上升，随后贸易条件恶化效应逐步显现，产出持续下降。福利分析结果表明，本国适度提升贸易开放度，虽然经济福利损失会小幅上升，但福利损失增加幅度小于外国，会在贸易摩擦竞争中形成相对优势；如果本国过度提高贸易开放度，则会导致本国福利损失大幅增加，并且大于外国福利损失增幅，会在贸易摩擦竞争中形成相对劣势。因此，应适度逐步有序地提升贸易开放度。此外，本国适度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政策能够改善贸易条件，促进本国经济增长。

田国强、李双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银行流动性创造: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立足于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环境特征和银行经营实践状况，本文系统梳理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内在机理，并利用2007—2019年中国174家商业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经验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抑制银行流动性创造，该结论在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规模较小、资本充足率较低、市场势力较弱以及区域性银行流动性创造的负向影响更为明显；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提高贷款损失准备金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银行流动性创造的重要渠道。本文研究还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表现为既降低了表内流动性创造又降低了表外流动性创造；同时研究表明，随着银行流动性创造水平的提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负向影响呈现“非对称U型”结构变化。据此，本文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经济政策频繁调整的背景下，确保银行等市场主体能够形成稳定合理的政策预期，才是提高银行流动性创造水平的关键所在。

李  力、温来成、唐  遥、张  偲：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下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治理

本文构建了包含普通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企业“双违约”、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通过贝叶斯估计研究发现：普通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企业的风险冲击是我国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二者均会带来产出衰退和违约风险增加。扩张性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会导致企业杠杆率的攀升，加大两类企业的债务风险；而基于动态准备金调控的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则能有效抑制企业债务规模，并降低两类企业的违约率，同时也会引起实体经济的小幅紧缩。“双支柱”的调控效果优于单一政策工具，且区分普通企业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企业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的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能进一步提高社会福利。

董   丰、许志伟：刚性泡沫:基于金融风险与刚性兑付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

随着金融系统风险的不断增大，宏观政策如何应对资产泡沫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一个具有理性资产泡沫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重点讨论了金融风险增大情况下，资产泡沫的成因及其宏观效应。我们从理论上证明，资产泡沫一方面有利于缓解融资约束带来的流动性短缺，从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金融摩擦引致的资源错配；另一方面，资产泡沫本身又会加大整个金融系统风险，从而对宏观经济造成威胁。将刚性兑付引入基准模型后，我们发现对高风险金融资产的刚性兑付会导致流动性充裕的投资者过度投机而引起所谓的“刚性泡沫”，泡沫资产的需求和价格与刚性兑付力度呈正向关系。进一步分析表明，“刚性泡沫”在改善流动性短缺的同时，又会对实体经济造成挤出效应。因此，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救助行为面临取舍，且最优救助力度随金融系统风险的增大而降低。以上分析表明，在高金融风险与资产泡沫并存的情况下，针对资本市场的救助政策需谨慎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