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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2022年：稳定经济大盘最重要

2021年，中国经济在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冲击下仍然不改长期向好趋势，实现了预期目标。2022年，中国经济面临新的不确定局面，“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需要密切关注疫情、出口变化、小企业发展、房地产市场及美国“量宽退出”的外溢性影响，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

肖立晟、夏广涛、袁梦怡、范小云：不平等国际货币体系下中国的“过度损失”

本文考察了在不平等国际货币体系下中国对外投资组合的“过度损失”。基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和中美两国资产替代性的差异性，本文构造了不完全市场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分析了海外资产结构调整后我国“过度损失”的动态变化。研究表明，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当中国海外资产配置的结构由债券类资产转向权益类资产时，我国收益率的过度损失仅在短期有小幅回调，但随后则转而恶化，在长期并没有明显改善，这与传统观点有所不同，值得关注。但从资产偏好的角度看，降低中国投资者对美国资产的偏好，则可以从整体上减少我国海外资产收益率的过度损失。未来我国应致力于增强中国资产的吸引力，积极参与并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改革。

黄群慧、倪红福：中国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测度分析 ——兼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

本文从经济循环的概念逻辑视角阐述“新发展格局”，进而构建了基于供给端和需求端的国际国内循环测度指标和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内国际循环 GDP 分解新方法，并利用 WIOD 数据进行了实证测算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无论是从最终品的国内最终需求率和中间品的本国供给率看，还是从全球价值链 GDP 分解来看，各方面指标都表明中国国内经济循环的依赖程度在90%上下。从国际比较角度看，依赖于国内循环的GDP 占比中国排在第5位，这些都说明了如果单纯基于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的新增经济流量看，在数量上国内经济循环的主体地位基本确立。但是，并不能由此认为新发展格局已经基本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内涵是畅通经济循环，本质特征是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仅仅体现为中国经济国内循环量在整体经济循环量中占比高、中国的 GDP 增长主要依赖于国内经济循环，而是主要体现为以国内高水平自主创新为主驱动经济循环畅通无阻、以持续扩大国内需求为主不断做大经济流量、以发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基于此，本文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相关政策建议：要着力扩大消费以调整内需结构，实现内需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要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建设统一开放有序的国内大市场，要积极扩大开放水平、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充分发挥国内大循环主体作用，要加快自主创新以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数字化智能化创新驱动下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宋科、刘家琳、李宙甲：县域金融可得性与数字普惠金融———基于新型金融机构视角

随着金融科技迅速发展，准确把握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采用文本挖掘法，首次手动整理2014—2019年中国2742个县的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三类新型金融机构数据，并据此分析以新型　金融机构为代表的县域金融可得性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县域金融可得性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互补效应”强于“协同效应”，整体上表现出显著的“互补效应”，即县域金融可得性越低越有利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分维度来看，县域金融可得性越低越有利于拓展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且整体的“互补效应”主要体现在小额贷款公司这类机构。进一步地，在数字创新水平较高、金融监管强度较大的县以及东部区域内，二者之间的“互补效应”更强于“协同效应”。本文为新时期在县域层面继续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了有益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彭承亮、马威、马理：国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与风险防范———基于美国利率调整、 贸易摩擦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视角

本文构建模型分析了美国利率频繁调整、贸易摩擦与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 国内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并使用技术方法对冲与防范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风险。结果表明，美国利率的频繁调整会通过币值波动与汇率波动渠道影响中国国内大宗商品价格；贸易摩擦增加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降低总收入，影响中国国内大宗商品价格；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大宗商品市场投机活动可能推动中国国内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套期保值可以降低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风险。本文建议通过积极谈判缓解贸易争端，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商品贸易，营造宽松稳定的贸易环境；进一步保持汇率稳定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实施定向调控帮助企业应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加强期货市场建设，对冲与防范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风险。

李佳、段舒榕：数字金融减轻了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吗？

本文基于功能效应，考察数字金融对企业信贷融资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 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企业信贷融资水平，减轻了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程度，且该效应是通过提高资金供求双方的信息对称程度、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以及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来实现的。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金融对企业信贷融资的降低效应更为明显。此外，对于民营企业及中西部地区企业，数字金融对企业信贷融资的替代效应更为显著，说明数字金融促进了金融普惠。因此，未来应重点围绕“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 理念，持续提升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针对不同区域制定差异化的数字金融发展策略，并利用数字化金融的技术优势与平台优势推动传统银行转型。

鲍星、李巍、李泉：金融科技运用与银行信贷风险———基于信息不对称和内部控制的视角

本文通过网络爬虫构建商业银行金融科技运用指数，利用2013-2018年中国银行业的数据，研究金融科技运用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商业银行金融科技运用能够有效提升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水平、改善银企信贷层面信息不对称，进而降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对于信贷结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银行，金融科技运用的技术红利更高，能够有效缓解其信贷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