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陈雨露：推动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多年来，中国一直坚持自主稳妥有序地扩大金融业开放。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由此开始逐步确立普适性金融开放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金融业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基本建立了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在此过程中，中国坚持改革与开放协同推进，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了国家金融稳定和安全。

李粤麟、陈云贤：政府投资与私人投资的互补性——基于共同富裕时代背景

从中观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考虑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参与者”，研究政府投资对整体资本结构的影响。首先将政府投资引入双层嵌套型CES生产函数，验证私人投资与政府投资的互补性；其次建立扩展的拉姆齐模型，推导出稳态时私人资本与公共资本的最优比例关系，发现私人资本占比低于最优水平；最后通过技术进步偏向指数分解，发现技术偏向于私人资本主要源于私人资本的积累与公共资本与私人资本的互补效应。因此，在鼓励提高私人资本占比的同时，要注意到这会引致技术偏向于私人资本，需防范贫富差距的扩大。

王灵桂、杨美姣：发展经济学视阙下的“一带一路”与可持续发展

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中国政府倡导的全球发展倡议有两大理论和实践来源:203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促成国家问合作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力。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全球合作平台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本文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的理念与实践203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提炼出贫困与不平等、经济发展健康与可持续的社会、气候与环境、投资与援助这五大关键变量建构了发展经济学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分析框架阐明全球发展倡议的生命力。通过文中的相关案例和实践研究得出“一带一路”倡议完美契合03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彰显了可续发展的中国方案面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大国竞争态势和实现联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挑战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继续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赋能。

宋科、李振、尹李峰：市场竞争与银行流动性创造——基于分支机构的银行竞争指标构建

市场竞争对于金融稳定是一把“双刃剑”，监管部门为维持银行业稳定需要考虑竞争政策的平衡性问题。充足的流动性创造有助于为经济活动提供资金，促进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而过剩或缺乏流动性均会迫使银行业陷入困境甚至引发流动性危机。本文使用2003－2017年我国176家商业银行数据，构建了一种新的基于分支机构和引力模型的银行竞争指标，来识别市场竞争与银行流动性创造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市场竞争对银行流动性创造具有促进作用，其中对银行资产端流动性创造的正向影响较大，对负债端流动性创造的影响较小，对资产负债表表外流动性创造没有影响。同时，受到正向影响的主体是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等地方性银行和外资银行，对国有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等全国性银行则没有影响甚至具有负向影响。上市银行、系统重要性银行和处在危机时期、经济繁荣时期或货币政策宽松时期的银行，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均会创造更多流动性。中介效应分析发现，市场竞争通过刺激金融创新、提高经营效率和扩大流动性信贷等中介机制促进了银行流动性创造。本文不仅丰富了银行竞争策略的经济效果分析，也为银行流动性创造研究提供了重要补充。

马述忠、胡增玺：数字金融是否影响劳动力流动？———基于中国流动人口的微观视角

本文首次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相结合，基于条件Ｌｏｇｉｔ模型，研究了数字金融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一个城市的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会吸引劳动力的流入。影响机制方面，本文发现数字金融是通过提供就业机会和提高预期收入来促进劳动力的流动的。此外，数字金融的包容性从城乡异质性和个体异质性分析中得以体现。本文为数字经济时代下促进和优化劳动力流动提供了新思路。

胡悦、吴文锋：商业信用融资和我国企业债务的结构性问题

利用１９９８—２０１７年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发现２００８年以来上游供应商开始更倾向于为存在隐性担保的国有企业提供商业信用，这导致了国有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相对上升。在横截面上，尽管大型和中西部国有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上升得更加明显，但其业绩却并未出现明显的改善。在银行信贷进一步向国有企业倾斜的背景下，商业信用不但没有对银行信贷体系形成有效的补充，反而同样表现出对国有企业的明显倾斜，这是近年来我国企业结构性债务问题的重要成因之一。

张勇、赵军柱、姜伟：二元悖论是否是真实的货币政策约束

二元悖论是Rey（2018）发现的统计现象,引起学界广泛关注。本文从新的角度解释二元悖论现象的成因,借以分析外围国家央行面临的真实货币政策约束到底是二元悖论还是三元悖论。本文研究发现,二元悖论现象是当央行隐性干预汇率时,特别是同时存在金融市场风险加速器机制时,三元悖论在国际金融周期中表现出来的统计现象,二元悖论不会像三元悖论那样成为外围国家央行面临的真实货币政策约束。本文在论证央行隐性汇率干预和金融市场风险加速器机制的基础上,将它们纳入遵循三元悖论的新凯恩斯模型,数据模拟显示,在遵循三元悖论的国际金融周期模型中,外围国家央行隐性汇率干预与金融市场风险加速器在效果上相互加强,能够引致明显的二元悖论现象。

李增福、陈俊杰、连玉君、李铭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短债长用

本文阐明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通过银行信贷配给影响企业短债长用的理论机制，并利用中国EPU指数和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EPU上升提高了企业的短债长用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风险承担能力较强和长期融资能力较弱的企业中，EPU上升对其短债长用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下的短债长用对企业绩效影响不明显，但会增加企业的破产风险。上述结果有助于解释包括中国在内的转型国家的“债务期限结构”之谜，也提示政府有关部门关注当前经济政策不确定下的企业短债长用现象，拓宽企业长期融资渠道，防范金融风险。

庄子罐、赵宗涛、王熙：“双支柱”调控框架下政策组合协调搭配研究——基于双摩擦的小国开放模型

本文在家庭与银行之间、银行与企业之间引入双重摩擦，构建小型开放经济模型来讨论货币政策与资本管理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不同政策之间的协调搭配和最优选择问题。研究表明：第一，无论是国外加息冲击，还是国内金融冲击，最优的政策选择都是货币政策同时搭配资本管理和宏观审慎政策，且需要注意政策之间的协调搭配。第二，在货币政策无法同时协调搭配资本管理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时，识别导致外债流出的不同外生冲击至关重要。在国外加息冲击下，相对于货币政策搭配宏观审慎政策，货币政策搭配资本管理政策的效果更好；但在金融冲击下，结果正好相反。第三，随着金融进一步开放，货币政策搭配资本管理政策在稳定经济波动方面更为重要。